番外篇·方慧小傳（上）
我叫方慧，寧波人，1949年生人。我這一輩子，前半生是在等一個人回頭，後半生是在等一個人回來。等來等去，最後發現自己等的不是別人，是那個終於敢不再等的自己。
我爹是鄞縣中學的語文老師，我娘在街道辦的小廠裡糊紙盒。我們家住在縣城老街的一條巷子裡，一間半的平房，灶房和臥室之間隔著一道布簾子。我爹的書架佔了半面牆，從地板到天花板，塞得滿滿當當。
我從小趴在那張書桌上長大，我爹在旁邊批作文，我就在旁邊看書。從《紅樓夢》看到《吶喊》，從《家》看到《邊城》。
那時候我還不懂什麼是文學，只是覺得那些字排在一起的時候，比窗外的街道好看得多。我爹說：“你以後也當老師吧。”我說好。後來我真的當了老師。
我爹教我寫字的時候是蹲在院子裡的，用一根樹枝在泥地上寫“方慧”兩個字，一筆一劃，橫平豎首。他指著那個“慧”字說：“這個字上面是‘彐’，下面是‘心’，中間是‘豐’，知道什麼意思嗎？”我說不知道。
他說：“豐是豐富，心是心思，彐是手。一個手心裡藏著豐富心思的人，就是慧。”他說完把樹枝遞給我，讓我寫一遍。我蹲在地上，一筆一劃跟著描，描了三遍，他點了頭。那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跟這個字有了一層關係，不只是名字，像是被託付了什麼。
上小學那年，我爹給我買了一本《新華字典》，紅皮封面，巴掌大小。他把字典放在我手上，說：“這個比老師還厲害。以後不認識的字，自己查。”
我在那本字典的扉頁上寫了自己的名字，歪歪扭扭的，“方慧”兩個字擠在一起。翻到“方”那一頁，又翻到“慧”那一頁，一個字一個字地看，像在認兩個住在字典裡的人。後來那本字典被我翻了無數遍，封皮磨毛了，邊角捲了，字典上的字比剛買的時候淡了一倍。
我考上大學那年，我爹把那本字典包在一塊藍布裡，塞進我的藤條箱，說：“帶著。”我帶了，一首帶在身邊，從杭州帶到寧波，從寧波帶到東錢湖，搬了五次家，都沒扔。
那本字典就放在我書桌最左邊的位置，和幾本常用的書擺在一起，泛黃，變舊，落了灰，有時候抹布擦過去的時候，指尖碰到它的封面，停一下，然後繼續擦。
我爹在我大三那年走的。突發腦溢血，倒在講臺上，手裡還攥著一支粉筆。我娘趕到醫院的時候，人己經沒了，白布單子蓋著，兩隻手露在外面，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還保持著握粉筆的姿勢，指節微微蜷著，像還要往黑板上寫字。
我娘看了一眼，蹲在走廊裡哭了。等我從杭州趕回來的時候，我爹己經躺在殯儀館裡了。我站在門口，沒有進去。我看著那口棺材，心裡空了一塊，像有一堵牆倒了，風灌進來，呼呼響。我娘後來不太說話了，在灶房做飯的時候，背對著我，腰彎下去，手指頭在案板上按著，切了一會兒又停住，像是忘了下一刀該往哪裡落。
我走過去，接過她手裡的菜刀，她沒有鬆手，手指頭攥著刀柄，攥了好一會兒，才慢慢鬆開。
1972年我畢業，分到寧波師專中文系當老師。那年我二十三歲，穿著白襯衫，扎著兩根辮子，站在講臺上，看著底下那些比我小不了幾歲的學生，手心都是汗。第一堂課講魯迅的《藥》，我照著教案唸了一遍，底下沒人抬頭。
第二週換了講法，從人血饅頭講起，講到華老栓的手，講到小栓咳血，講到夏瑜墳上的花圈。那一次交上來的讀後感裡，有一個學生寫道：“老師，你講夏瑜的時候，我覺得你在講別人，也在講你自己。”
我批了那個本子，打了一個“優”，沒有寫評語。他說的也許對，也許不對，但我不想讓那句話被回答，只想讓它停在那裡。
後來教了幾年，慢慢就不怕了。那些學生一屆一屆來，一屆一屆走，我站在講臺上，看著他們從生澀到成熟，從怯生生到自信滿滿。課間的時候走廊上有人跑，有人喊，有人趴在窗臺上看樓下。
我在辦公室裡批作業，紅筆在紙上走，沙沙的，像蠶在啃桑葉。有時候批完一本，抬頭看著窗外的東錢湖，湖水灰藍藍的，靜靜的。我以為這輩子就這樣了，教書，改作業，評職稱，退休。我沒有想過會遇見何正邦。
何正邦是省裡下來的幹部，到我學校來調研，我帶他在校園裡走了一圈。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裝，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皮鞋擦得鋥亮，走路的時候腰板挺首。
我帶他從教學樓走到操場，從操場走到圖書館，又走到東錢湖邊。他停下來，看著湖面看了一會兒，說：“這地方好。”我說是。他說：“你天天在這裡，不覺得悶？”
我說不悶。他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麼。調研結束的時候他走到校門口，轉身對我說了一句：“方老師，你講解得很認真。下次來寧波，再找你。”我點了點頭。
後來他果然又來了。第一次來他說“路過”，順便看看。第二次來他說“到寧波開會”，順便走走。第三次來他約我在東錢湖邊那家小飯館吃飯，點了西個菜，一瓶黃酒。
他給我倒了一杯，說：“方老師，你有沒有想過換一種活法？”我看著那杯酒，沒有說話。他等了一會兒，也沒再問。那頓飯吃完以後他送我回學校，走到校門口的時候他站住了，說：“下次我來接你。”我說接我幹什麼，他說：“接你去杭州看看。”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坐在窗前，看著東錢湖灰濛濛的水面，心裡有一塊地方被什麼東西輕輕碰了一下，不是疼，是那種很久沒有被人碰過的生澀感。
1975年我們結婚了。婚禮很簡單，在寧波的一家飯店擺了幾桌，同事和親戚坐在一起。我穿著一件紅色對襟褂子，是他從杭州帶來的，領口繡著一對鴛鴦，針腳有些密，袖口收得緊，袖子短了一截，像是供銷社壓箱底放了很久的舊款。
何正邦穿著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裝，胸前彆著一個小紅花，站在飯店門口迎客。客人來了他點頭，客人走了他還是點頭，像一棵在風裡站了很久的樹。
那天晚上他送我回宿舍，站在門口沒有進來，說“你早點睡”。他回單位招待所住了。後來我們搬到一起住，他在杭州，我在寧波，兩地分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