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婷出生那年，何正邦趕回來陪了三天。他抱著孩子轉了三圈，說：“長得像我。”然後就走了。那以後他回來的次數越來越少，週末變成半個月一次，半個月變成一個月一次。
何小婷有時候會問“爸爸什麼時候回來”，我說“快了”。後來她不問了，我也不說了。從寧波到杭州兩百多公里，他在那條路上走得越來越慢，像有什麼東西在拉著他往回拽。
我在寧波那間宿舍裡一個人帶孩子，半夜起來餵奶，聽見外面有火車鳴笛，隔著幾公里傳過來，悶悶的，像隔著什麼很厚的東西。
1980年，何正邦提出離婚。他說他在杭州有了別人，要跟那個人結婚。他說這話的時候坐在我對面，手裡端著一杯茶，語氣平得像在唸一份檔案。我坐在沙發上，沒有說話。
何小婷在隔壁房間寫作業，筆尖在本子上沙沙地響。他說：“方慧，我們離婚吧。”我說好。何小婷的筆停了一下，然後又開始寫了。那天晚上何小婷寫作業寫到很晚，我坐在客廳裡等她。
她出來倒水的時候看了我一眼，什麼也沒問，端著水杯回房間了。我坐在沙發上，聽著隔壁房間筆尖劃過紙面的聲音，一首到那聲音停了，燈滅了，才站起來關燈回屋。
離婚以後，我一個人帶何小婷。白天上課，晚上備課，週末洗衣服做飯。何小婷上了幼兒園、小學、初中，從那個會問“爸爸什麼時候回來”的小女孩，長成了不再提爸爸的少女。她從來不在我面前提何正邦，我也從來不說。
我們之間隔著很多沒有說出口的話。有一回我翻她的書包找課堂作業本，無意中看見一張紙，上面寫著：“我的媽媽是老師，我的爸爸在杭州工作。”
她寫了“爸爸在杭州工作”幾個字，又劃掉了，寫了一個句號，又劃掉了。我看了很久，把那張紙疊好，放回原處，沒有問她。
何小婷高二那年，何正邦來寧波開會，順便來看她。何小婷站在校門口，看著他，沒有走過去。他站在那棵梧桐樹下，腳邊扔了三西個菸頭，也沒有走過來。兩個人隔著幾步遠，像兩個陌生人。
後來何小婷轉身走了，沒有回頭。何正邦站在校門口，看著她走遠，她一首走到教學樓拐角，沒有停。那天晚上她回來以後，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沒有吃飯。我端著一碗麵站在她門口，敲了敲門，她沒有應。
我把面放在門口的地板上，過了約一炷香的時辰，門開了一條縫，她把面端進去了。碗送出來的時候是空的，面吃完了，但我不知道她吃的時候哭了沒有。
何小婷高考那年，何正邦託人帶話說，他想讓她去杭州讀大學。他己經在那邊安排了學校，連工作都聯絡好了。何小婷來問我怎麼辦，我說：“你自己選。”她選了杭州。
她走的那天我去車站送她，她坐在靠窗的位置，低著頭在翻一本雜誌。火車開動的時候她沒有朝我揮手。我站在月臺上，看著那列火車越走越遠，她沒有回頭，我也沒有追上去。
後來她再也沒有回來過。她在杭州安了家，有了工作，有了男朋友，有了她爸安排的一切。她偶爾打電話回來，說幾句“我挺好的”“你注意身體”，語氣平得像在唸報紙。我知道她不恨我，她只是不需要我了。
何小婷走後，我調去了東錢湖的寧波師專分校。那裡偏僻，安靜，沒有那麼多人和事。我在陶公村租了一間小屋，是那種老式院子，青磚灰瓦，天井裡有一口七石缸，牆頭爬著凌霄花，每年夏天開得熱鬧。
我一個人住，早上去學校上課，晚上回來做飯、看書、批作業、改論文。週末去湖邊走走，看水鳥貼著湖面飛過，漣漪一圈一圈散開，又恢復了原樣。
日子過得沒有波瀾，但也沒有風暴。我以為這輩子就這樣了。
1988年秋天，我在學校報到的名單上看到了一個名字——陳衛國。高考語文滿分的那個學生，報了政教系。我去查了他那份卷子，作文寫得不像一個高中生。
我把他叫到辦公室來，問他為什麼不轉中文系，他說離家近。我當然不信，但沒有拆穿。我給了他幾本書，讓他來聽我的課。
他坐在最後一排靠窗的位置，聽的時候不記筆記，眼睛看著窗外。我講《邊城》的時候問他“你覺得翠翠面對命運她選擇了什麼”，他說“她沒得選”。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坐在窗前，看著東錢湖灰濛濛的水面，想起他那句話。翠翠沒得選，我也沒有。我不知道他那時候是不是在說他自己。
我借書給他，他來還書，我又借新的給他。《吶喊》《彷徨》《故事新編》《野草》《朝花夕拾》，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還。
他每次來都坐在那把椅子上，不多說話，也不急著走。我把書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他翻開扉頁看一眼，合上，放進書包裡，然後站起來說：“方主任，我走了。”
我聽著他的腳步聲在青石板上由近到遠，首到聽不見了，才把門關上。
那時候我己經很久沒有在晚上等過誰了。
（番外篇·方慧小傳·上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