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七日，基爾。
施泰因在基爾的臨時住處是一間海軍軍官公寓，位於港口附近一條安靜的街道上。公寓不大，一間臥室，一間客廳，一間廚房，傢俱簡單但乾淨。窗外能看到運河的支流，偶爾有拖船拖著駁船緩緩駛過，汽笛聲在水面上迴盪。
他己經在這裡住了一個多星期。新潛艇的交接工作比預想的順利，UE-II型的圖紙和技術手冊他己經翻閱了兩遍。貝克爾帶著輪機班在船廠裡泡了整整五天，把新潛艇的每一根管路、每一個閥門都摸了一遍。韋伯在訓練場上操練炮組，海因裡希在研究新潛艇的導航系統差異。一切都在按計劃推進。
但有一件事，施泰因一首在迴避。
桌上擺著一封信。淡黃色的信封，邊角被磨得起毛，郵戳上蓋著“斯德丁”字樣，日期是六月十日——七天前就到了。信封上寫著“海軍少校 埃裡希·馮·施泰因收”，字跡纖細而工整，像是一個年輕女人用鋼筆一筆一劃寫成的。
他己經在桌前坐了一刻鐘，咖啡從熱放到涼，一首沒有端起來。
這封信來自另一個自己的家庭。那個他在穿越之初就刻意保持距離的家庭。他沒有回過家，沒有寫過信，甚至沒有向任何人打聽過母親和妹妹的訊息。在海上，他可以把這種迴避解釋為“軍務繁忙”“無法通訊”。但在岸上，在基爾的這間安靜公寓裡，這些藉口像潮水退去後的礁石，一塊一塊地暴露出來。
他用裁紙刀切開信封。裡面是三張信紙，同樣纖細的字跡，有幾處被水漬洇溼了。
親愛的哥哥埃裡希：
不知道這封信能不能寄到你手裡。我寫了三遍，前兩遍都覺得寫得不對。第一次寫得太高興，好像家裡一切都好，那是撒謊。第二次寫得太苦，好像在怪你不回來，那也是撒謊。這是第三遍，我儘量只說事實。
媽媽的情況不好。醫生說她的心臟有問題，不是戰爭傷，是年紀到了。但你知道媽媽的年紀也不算大，也許是因為這些年操勞太多。她躺在床上快兩個月了，靠配給卡領麵包。有時候麵粉短缺，配給卡也領不到，我就去黑市買。黑市的麵包貴得嚇人，一小條就要兩馬克，而且越來?越貴。
我自己在工廠上班。不是以前那個辦公室了，工廠在郊區，生產炮彈殼的。我做的是邊角料打磨，不算重活，一天干十個小時，能掙一磅半黑麵包。你別擔心我，我能吃飽。媽媽也能吃飽，只是……只是醫療費太貴了。醫生來看一次就要五馬克，藥費另算。我把你的薪水中轉地址給了醫院，他們給你發過賬單嗎？也許因為你在海上，賬單還沒有寄到。
埃裡希，我不求你回來。我知道你是軍人，有軍人的職責。但我求你，如果方便的話，多寄一些錢回來。我不知道前線怎麼樣，但後方真的很苦。土豆在漲價，麵包在限量，牛奶只有嬰兒才能領到。鄰居家的女兒營養不良，暈倒在工廠的流水線上，被抬走的時候臉是青灰色的。
還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該不該告訴你。媽媽有時候會叫你的名字，在床上閉著眼睛叫。她從不說“回來吧”，她只是叫你的名字，好像你在她身邊一樣。
好啦，我不訴苦了。你自己保重。別掛念家裡，我會照顧好媽媽的。
你的妹妹
安娜
1916年4月5日
施泰因將信紙放在桌上，閉上眼睛。
安娜。他在施泰因的記憶中搜索這個名字。二十歲，比他小五歲，金褐色短髮，灰色的眼珠——和他一樣。她喜歡在花園裡種玫瑰，但戰爭開始後花園改種土豆了。她的未婚夫在1915年陣亡於凡爾登，之後她就再也沒有提過結婚的事。她一個人支撐著整個家庭，而真正的施泰因——那個在1914年應徵入伍、在1915年被陳鋒的靈魂取代的年輕人——原本應該保護她的。
他將信摺好，放進抽屜裡。
然後他站起來，穿上軍大衣，走出了公寓。
下午三時，施泰因走進了基爾海軍銀行。
這是一家專門為海軍官兵提供金融服務的機構，位於港口附近的一棟灰色建築裡。大廳不大，但很明亮，櫃檯後面坐著幾個穿制服的工作人員。施泰因走到視窗前，遞上自己的軍官證。
“我想查詢我的薪水和任務獎金總額。”
窗口裡的 clerk 接過軍官證，在賬本上翻閱了幾分鐘。“施泰因少校，您自一月至五月未領取的薪水、海上作戰津貼，以及海軍部發放的巡航特別獎金，合計約西千二百馬克。”
施泰因的嘴唇微微抿緊。西千二百馬克。在1916年，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一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收入大約是一百二十馬克。但他知道，這筆錢在斯德丁能買到什麼？一張黑市面包需要兩馬克，一公斤黃油需要十馬克，一盒藥品——如果有的話——幾十甚至上百馬克。母親看一次醫生五馬克，藥費另算。西千二百馬克看起來很多，但如果通貨膨脹加速，它可能很快就會變成廢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