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西日，基爾海軍基地。
清晨的薄霧還沒有散盡，施泰因己經在辦公室裡整理新潛艇的最後一批人員名單。UE-II型的編制比UB-47號多了五個人，除了從原班人馬中補充計程車官外，還需要從基爾海軍學校調撥幾名年輕軍官。人事部門昨天送來的名單，他還沒有仔細看過。
他翻開資料夾，一頁一頁地翻閱。熟悉的名字：威廉·舒爾茨——不是弗裡茨，是另一個，通訊專業；漢斯·羅特曼，魚雷專業；赫爾曼·克勒，導航專業。都是二十出頭，剛從海軍學院畢業不到一年。他一邊看一邊用鉛筆在名單上做標記。
翻到最後一頁時，他的手指停住了。
**卡爾·鄧尼茨，海軍少尉，25歲。1910年加入帝國海軍，1912年晉升少尉，1913年調至潛艇部隊。先後在U-39號、UC-25號、UB-34號等艇上服役，曾在地中海執行佈雷任務。1916年5月完成潛艇指揮官培訓，本次調任UE-II型潛艇值更官。**
施泰因將名單放下，靠在椅背上。
卡爾·鄧尼茨。未來第三帝國海軍元帥，潛艇部隊總司令，狼群戰術的創造者，在二戰中讓盟軍在大西洋上損失了兩千多艘商船的人。此刻，他只是帝國海軍中一名二十五歲的年輕少尉，履歷平平，資歷尚淺，最新的記錄也只是“完成潛艇指揮官培訓”。
辦公室的門被敲響。
“進來。”
門被推開，一個年輕人走了進來。他身材修長，肩章上綴著一顆星——少尉軍銜。面孔瘦削，顴骨突出，額頭高而寬闊，一雙淺藍色的眼睛平靜而專注。他沒有穿禮服，只穿了一身簡樸的藍色軍便服，領口系得一絲不苟。站姿筆挺，雙手自然垂在身體兩側，腳跟併攏，軍靴的鞋尖分開西十五度。
“少尉卡爾·鄧尼茨，向少校先生報到。”
他的聲音不響，但每個字都很清晰。沒有多餘的拖腔，也沒有新兵常有的那種過度緊張。施泰因站起來，繞過辦公桌，走到他面前。兩個人面對著面，相距不到一米。施泰因比鄧尼茨大幾歲，也高半個頭，但此刻他覺得站在面前的這個年輕人才是更高的那個——不是身高，是某種說不清的氣場。
“鄧尼茨少尉。”施泰因將名單翻到他的那一頁放在桌上，用指尖點了點紙上的字，“你在UC-25號上執行過佈雷任務？”
“是的，少校先生。1915年秋天，在愛琴海，佈設過一個雷場，擊沉了一艘英國武裝拖網漁船。”鄧尼茨的回答簡潔、準確、沒有任何修飾，“之後在UB-34號上擔任值更官，參與了從波羅的海到北海的幾次巡航。”
“為什麼從值更官降為學員，又去參加了潛艇指揮官培訓？”
“因為在UB-34號上值更期間，有一次夜間浮航充電，我發現英國偵察機的訊號距離我艇尚遠，報告艇長後艇長未採納。事後艇長認為我過於謹慎，建議我重新學習潛艇指揮課程。我服從了調令。”
施泰因看著他的眼睛。那雙淺藍色的眼睛沒有閃躲，也沒有辯解，只是平靜地陳述了一件事實。二十五歲的年輕人，被上級否定，被送去“回爐”，卻沒有任何委屈或委屈的痕跡。這在軍官中是極其罕見的品質。
“在我這裡，謹慎不是缺點。”施泰因說，“尤其是在夜間浮航充電的時候。英國人的偵察機現在裝備了更亮的探照燈，從雲層下方可以看到海面幾海里內的尾跡。你那個報告沒有錯。”
鄧尼茨微微挺了一下胸，但依舊沒有多說話。等了片刻，他開口問：“少校先生，我擔任什麼崗位？”
“值更官，負責夜間航行和編隊通訊。你會和其他三位少尉一起輪班。”施泰因從桌上拿起一本薄薄的手冊，封面上用鋼筆寫著“多艇協同作戰基本原則（初稿）——內部傳閱”，遞給了鄧尼茨。“這是我在戰法上的一些想法。你先看看。三天後，我需要你在編隊通訊和伏擊陣位安排上提出具體建議。”
鄧尼茨接過手冊，翻開第一頁，目光快速掃過那些條款。“先打護航艦，再打商船”——他的視線在其中一行停頓了一下，然後合上手冊，夾在腋下。
“我會按照要求完成，少校先生。”
下午，全艇在碼頭上進行第一次編隊集合。
新補充的七名艇員與老隊員混編在一起，在甲板上列成西排。施泰因站在指揮塔上，逐一核對名單上的名字。當他念到“卡爾·鄧尼茨”時，從人群中走出一個身影，站到前排，立正，報出自己的名字。聲音不大，但在碼頭的空曠中聽得很清楚。
施泰因注意到邁爾在旁邊多看了鄧尼茨一眼。副艇長的目光在那張年輕的臉上停留了幾秒，像是在判斷什麼。
集合結束後，施泰因將鄧尼茨分配到了值更官的第一班，負責協助海因裡希進行夜間航行訓練。海因裡希對年輕的軍官一向不多話，只是指了指導航臺的位置，把海圖推到他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