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會用六分儀嗎？”海因裡希問。
“會。”鄧尼茨說。
“那測一下北極星的高度，算出我們當前所在的緯度。”
鄧尼茨走到指揮塔外的平臺上，舉起六分儀，對準北方天空中那顆並不太亮的星。他的動作很熟練，讀數、計算、在海圖上標定位置，一氣呵成。三分鐘後，他將結果遞給海因裡希。
海因裡希看了一眼，沒有說對錯，只是將那張紙摺好放進口袋。但施泰因注意到，領航員嘴角的線條比平時柔和了一點。
晚上，施泰因在軍官餐廳裡整理編隊通訊的課程。邁爾走進來，在他對面坐下。
“那個新來的少尉，鄧尼茨。”邁爾拿起桌上的咖啡壺，給自己倒了一杯，“您對他的安排很上心。值更官第一班就讓海因裡希親自帶，還讓他參與編隊通訊。一般的新配屬軍官至少要在甲板班磨鍊兩個星期才會被分到指揮崗位。”
施泰因放下筆。“他在指揮崗位上有經驗。UC-25號和UB-34號上都待過，雖然被退回去重新培訓了一輪，但未必是他的錯。”
“霍爾格·邁爾上尉今天下午在碼頭上遇到我們。他看了一眼鄧尼茨，說了一句話。”
“說什麼？”
“他說——‘看起來像塊當艇長的料’。”
施泰因沉默了幾秒。霍爾格·邁爾——那位UB-50號的老資格艇長，在地中海聯合突襲中與他並肩作戰的人——看人很準。他說某個人像塊當艇長的料，就意味著這個人至少在某個方面具備獨立指揮一艘潛艇的潛力。
“邁爾看人很少走眼。”施泰因端起咖啡杯，“讓鄧尼茨多待在指揮崗位上，編隊通訊的部分讓他來負責一部分。如果他能在試航之前把通訊流程全部掌握，我們出航後會多一個幫手。”
“您很看好他。”邁爾用的是陳述句，不是疑問句。
“我看好每一個在崗位上不出錯的人。”
深夜，施泰因獨自回到辦公室。窗外的基爾港己經安靜下來，只有幾盞值班燈還在亮著。他從抽屜裡拿出那本黑色筆記本，翻到新的一頁。
卡爾·鄧尼茨。他知道這個名字在今天只是一個普通的少尉，在一艘新潛艇上擔任值更官，與其他三個同樣年輕的軍官沒有本質區別。他也知道，二十年後，這個名字會成為整個大西洋上最令盟軍恐懼的存在——德國潛艇部隊總司令，第三帝國最後一任元首繼承人。
在二十一世紀的那些論壇、書籍、紀錄片裡，他讀過無數次鄧尼茨的名字、戰術和命運。但今天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年輕人，穿著洗得發白的藍色軍便服，被上級否定過，被送去重新學習。他的眼睛裡沒有野心，沒有狂妄，只有一種冷靜的、近乎冷酷的專注。那種在黑暗中盯著海面、在深水炸彈的爆炸聲中仍然能夠計算時間的專注。
施泰因寫道：
1916年6月24日，基爾海軍基地。卡爾·鄧尼茨少尉到艇上報到。二十五歲，淺藍色眼睛，瘦削的下巴，站姿筆挺得像一把沒開過刃的軍刀。霍爾格·邁爾說他是塊當艇長的料。也許邁爾不知道，他的這句話在二十年後會變成一個預言。但我不需要預言，我只需要他在值更時不出錯，在編隊通訊時能準確傳達我的指令。
我把編隊協同的初稿手冊交給了他。他接過去的時候，手指沒有抖，目光沒有飄，只說了一句“我會按照要求完成”。沒有一個多餘的詞，也沒有一個多餘的表情。這種人在戰場上不會被恐懼吞噬，也不會被勝利衝昏頭腦。他會活很久。
但戰爭不需要一個人活很久。戰爭需要很多人在適當的時候活下來，在必要的時候死掉。我不知道鄧尼茨屬於哪一種。也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合上筆記本。
窗外，港口的燈塔在夜色中閃爍，一明一暗。遠處，UE-II型的黑色輪廓靜靜地停泊在船塢裡，像一頭等待出征的鋼鐵巨獸。鄧尼茨的身影早己消失在基地的夜色中，但施泰因知道他正在某盞燈下翻閱那本手冊，閱讀那些從另一個時代帶來的文字。
那個年輕人，也許有我們不知道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