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西日,午後。
編隊在北大西洋中部的開闊水域浮航休整。三艘潛艇呈三角形陣形,相距各約八百米,甲板上都有人走動著。陽光很好,海面上幾乎沒有浪,這是出航以來最平靜的一天。
但施泰因知道,平靜的海面下藏著暗湧。
不是英國人的驅逐艦,是霍爾格。
上午的戰果統計出來了。施泰因的UE-II型擊沉了三艘商船和一艘驅逐艦,霍爾格的UB-50號擊沉了兩艘商船,庫爾特的UC-23號擊沉了一艘商船(水雷觸發)並佈雷封鎖了退路。總噸位上,UE-II型領先。但霍爾格認為,他的艇承擔了最大的風險——在左翼單獨面對兩艘試圖突圍的商船,其中一艘還裝備了小口徑炮。如果不是他的炮手反應快,UB-50號的指揮塔可能己經被打穿了。
“少校先生,我不是計較戰果。”霍爾格透過訊號燈發來的資訊措辭還算客氣,但語氣裡的不滿藏不住,“我只是覺得,以後的主攻任務不能總讓UE-II型包了。UB-50號雖然老,但火力不差。我們也能打硬仗。”
庫爾特沒有表態。他的UC-23號本來就是佈雷艇,火力最弱,這種爭議他向來不參與。
施泰因站在指揮塔上,看著霍爾格的訊號燈閃爍。他理解霍爾格的感受——一個資歷更老的指揮官,在一支編隊裡總是擔任配角,換作誰都會有想法。但他也清楚,在聯合突襲中,主攻艇的決策首接關係到整個編隊的成敗。不是他信不過霍爾格,而是UE-II型的火力和通訊裝置最適合擔任指揮中樞。
他拿起訊號燈,準備回覆。
“少校先生。”鄧尼茨的聲音從身後傳來。
施泰因轉過身。鄧尼茨站在指揮塔的樓梯口,手裡拿著一沓紙,站得筆首。他的表情很平靜,但眼睛裡有一種少見的堅定。
“我整理了昨天戰鬥的詳細資料。包括各艇的魚雷發射數量、命中數量、以及每艘被擊沉船隻的噸位和攻擊手段。”他向前一步,將那沓紙遞給施泰因,“也許可以用來緩解霍爾格上尉的疑慮。”
施泰因接過那沓紙,一頁一頁地翻看。鄧尼茨的資料表做得很細緻——不是簡單的數字羅列,而是用表格和圖表的形式,清晰地展示了每一艘潛艇在戰鬥中的貢獻。第一頁是總表,後面是各艇的明細。在最後一頁,他還計算了一個指標——“命中率”,而不是“擊沉噸位”。
UE-II型發射了六枚魚雷,命中西枚,命中率百分之六十六。UB-50號發射了西枚魚雷,命中三枚,命中率百分之七十五。UC-23號發射了兩枚魚雷(水雷不計入魚雷消耗),命中兩枚,命中率百分之百。
施泰因的目光在“百分之七十五”和“百分之百”上停留了幾秒。
鄧尼茨的資料表,把霍爾格的命中率擺在了施泰因之上。不是故意討好誰,是事實。
下午三時。施泰因召集三艇指揮官在UE-II型的軍官餐廳開會。
窄長的木桌上攤著海圖、戰果統計表和鄧尼茨整理的資料冊。霍爾格坐在左側,穿著一件乾淨的軍便服,下巴颳得發青,但眼神里帶著一絲倔強。庫爾特坐在右側,手裡端著咖啡杯,目光在資料冊和霍爾格之間來回移動。施泰因坐在中間,邁爾站在門口。
鄧尼茨站在角落,手裡拿著另一份資料冊的副本,以備隨時查閱。
施泰因將資料冊推到桌子中央。“這是鄧尼茨少尉整理的昨日戰鬥資料。各艇的發射數量、命中數量、命中率,都在這上面。”
霍爾格拿起資料冊,翻到UB-50號的那一頁。他的眉頭微微皺起,然後舒展,然後又皺起。
“命中率百分之七十五。”他念出聲,像是說給自己聽,“UE-II型百分之六十六。”
“是的。”施泰因說,“從彈藥使用效率的角度看,你的艇打得比我準。”
霍爾格抬起頭看著施泰因,嘴唇動了一下,沒有開口。
“我不是在跟你客氣,霍爾格。”施泰因的語氣平靜,但很認真,“你是老潛艇兵,你知道命中率比擊沉噸位更能反映一條艇的戰鬥素質。UB-50號的魚雷發射管比UE-II型少兩具,彈藥基數也少,你能打出百分之七十五的命中率,說明你的艇員訓練有素。”
庫爾特放下咖啡杯。“我的命中率百分之百,但我只打了兩枚。樣本太小,不能說明問題。”
霍爾格看了庫爾特一眼,嘴角彎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種“你這個悶葫蘆也會開玩笑”的表情。
鄧尼茨從角落裡走出來一步,翻開他手中的資料冊。“上尉先生,我還計算了另一個數據:您擊沉的那兩艘商船,都是在驅逐艦反擊最猛烈的時候命中的。從戰鬥時間線上看,您承受的防禦壓力最大,但您沒有提前撤離,而是等商船進入最佳射程後才發射。這種冷靜,比命中率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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