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泰因獨自坐在軍官餐廳裡。咖啡己經涼了，他沒有喝。他拿起黑色筆記本，寫道：
1916年7月11日。午夜過後，霍爾格發來訊號。他說“不後悔”。我在回覆中寫了“返航後交由海軍部裁定”。寫了幾個字，刪掉，重寫，又刪掉。海軍部不會理解霍爾格。他們坐在柏林溫暖的辦公室裡，看到的是“違抗命令”這西個字，看不到那艘掛著軍火旗的商船如果跑了，會炸死多少人。但我不能因為理解他就免去他的責任。如果我今天放過了他，明天就會有更多的人違抗命令。不是每個人都會像他一樣——在違抗命令的同時，還能擊沉目標。有些人會打著“霍爾格也這麼幹過”的旗號，在戰場上隨心所欲，然後帶著自己的艇員去死。
他停下筆，看著那幾行字，又寫下去：
鄧尼茨說“如果是我，我可能也會做同樣的事”。他是在為霍爾格辯護，也是在為自己劃定邊界。一個二十六歲的少尉，己經知道自己會在什麼情況下打破規則。知道自己會在什麼情況下打破規則的人，比那些永遠說“遵命”的人更危險，但也更可靠。
上午七時。天色大亮。
UE-II型的甲板上，全艇員在晨光中列成三排。三十二個人，穿著洗得發白的藍色制服，釦子全部扣到最上面一顆。韋伯站在第一排的左側，克勞澤在他旁邊，海因裡希在第二排，費舍爾靠在指揮塔的護欄上。默裡克從輪機艙探出頭來，半個身子露在艙口外面，身上還纏著紗布。
施泰因站在指揮塔上，手裡拿著戰果統計表。海風從西北方向吹來，將統計表的邊角吹得翻動。
“昨晚，我們擊沉了七艘商船和一艘驅逐艦。”他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清晰地從指揮塔上傳到甲板的每一個角落，“這是編隊單次作戰的最高戰績。每一枚魚雷都命中了目標。”
他停頓了一下，目光掃過每一張臉。
“UB-50號的甲板炮在夜間的海浪中打中了移動目標。UC-23號的水雷陣雖然只觸發了一枚，但那一枚讓一艘商船失去了動力，成了魚雷的靶子。UE-II型的魚雷，全部命中。”
他的目光落在鄧尼茨身上。
“鄧尼茨少尉。”
鄧尼茨從人群中走出來。他站在指揮塔下方，仰頭看著施泰因。海風吹亂了他的頭髮，他沒有去理。他的站姿筆挺，但手指在褲縫邊微微蜷了一下。
“昨晚，UE-II型的三枚魚雷，發射引數全部由鄧尼茨少尉獨立計算。三發三中。他的計算，比自動陀螺儀還準。”
鄧尼茨的臉紅了。
不是害羞的那種紅，是那種被日光突然照到的紅。紅色從顴骨開始蔓延，像墨水滴進清水，迅速擴散到耳根和脖頸。他低下頭，用鞋尖蹭了蹭甲板上被海水腐蝕出的鹽漬。他的手指在褲縫邊攥成了拳頭。
韋伯第一個鼓起掌來。他的手掌很大，拍在一起的聲音在空曠的大西洋上格外響亮。然後是克勞澤，然後是赫爾曼·邁斯納，然後是所有人。三十二個人的掌聲在晨風中並不整齊，此起彼伏，像海浪拍打礁石的聲音。但鄧尼茨聽得很清楚。他的頭垂得更低了。
施泰因站在指揮塔上，看著他。在人群中站起來的姿態——不是站起來接受掌聲，是被點名後不得不起身，是那種被日光突然照到時的無措。但他沒有躲。他沒有退回人群。他站在指揮塔下方，讓紅色的臉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中。
掌聲停下來。施泰因舉起右手，敬了一個軍禮。不是給全體艇員的軍禮，是給鄧尼茨一個人的。
鄧尼茨抬起頭，立正，還禮。他的手舉到帽簷的高度時，微微頓了一下，像是忘記了標準的高度，又調整了半寸。
施泰因放下手，轉向全體艇員。“解散。”
上午八時。編隊恢復巡航。
施泰因站在指揮塔上，手裡端著半杯冷咖啡。鄧尼茨在指揮塔下方值更，手裡拿著記錄板，正在記錄海因裡希報出的航向資料。兩個人都沒有說話。
海風從西北方向吹來，帶著冰島方向冷空氣的氣息。施泰因低頭看了鄧尼茨一眼——他的臉己經不紅了，但耳根還有一點粉色的餘溫。他的鉛筆在紙面上沙沙地移動，字跡工整，每一筆都很穩。
施泰因翻開黑色筆記本，寫道：
1916年7月11日，北大西洋中部。凌晨戰果統計，七艘商船，一艘驅逐艦。編隊單次作戰的最高戰績。霍爾格違抗了命令，他說“不後悔”。我給海軍部的報告裡會寫清楚前因後果。他們可以處分他，也可以放過他。但我知道，如果再來一次，他還會做同樣的事。鄧尼茨的計算三發三中，他說“如果是我，我可能也會做同樣的事”。他在為霍爾格辯護，也是在自己的邊界上立了一塊碑——上面寫著：規則必須遵守，但在某些時刻，有比規則更重的東西。
我當眾表揚了他。他的臉紅了。不是害羞，是一個習慣了在黑暗中計算的人突然被拉到陽光下時的眩暈。他會習慣的。因為他不能永遠站在黑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