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兩天，沈清宴批完摺子之後都會抽出小半個時辰來琢磨商稅制度的具體條款。他把王過在第一次談話中提到的三分類框架和自己對賬目稽核的思考拼在一起，又加入了從戶部歷年卷宗裡提取的實際案例資料，試著草擬了一份《京畿商稅試行條例》的初稿。
條例寫完之後他讓高力士抄了一份副本送到姚崇府上，讓他先過目，有增添的便批註在邊上。
姚崇第二天便回了話，批註不多，但每一條都點在實處——一處關於稅率的措辭他建議寫得再靈活一些，以免日後調整時被咬住死文字不放；一處關於臨時差遣巡查人員的許可權範圍他建議寫得更具體，免得去了地方上被人用“越權”的理由架起來。
沈清宴把姚崇的批註逐條考慮了一遍，大部分採納了，少數幾條他覺得過於謹慎便做了折中處理。改完之後他又讓高力士送了一份到王過那裡，請他也在商賈的角度看一看有沒有考慮不周全的地方。
王過的回信來得很快，當天傍晚便送了進來。他的批註不多，只有三條，但每條都很要命。其中一條說：“試行條例中規定商賈每季自行申報營業額，但未規定逾期不報的後果。老朽以為須註明‘逾期不報者，按上一季度稅額加三成計徵，連續兩季不報者以逃稅論處’，否則許多商賈會拖到最後一刻才報，甚至乾脆不報，等待官府催促。”
沈清宴看了那條批註，覺得自己確實漏了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他設想了制度，卻忘了設計“不遵守制度會怎樣”的懲罰機制。沒有懲罰機制的制度，和有屋簷卻沒有院牆的房子一樣，擋不住任何想翻牆進來的人。他提筆在原稿上加了一行字，然後把最終的定稿收好了，準備下一次見面時拿給王過做最後的確認。
第三天傍晚，王過承諾的那份名單準時送到了紫宸殿。沈清宴在燈下開啟那份厚厚的名錄，一頁一頁地翻過去。名單上一共列了十七個人，每個人名下都註明了所在行當、從業年限、擅長領域，還有一句簡短的評價，王過的筆跡寫的：“此人賬目精通，人品可靠”、“此人精於大宗交易核查”、“此人雖年輕但天賦極高，己獨立經手過三宗過萬貫的賬目核查”。沈清宴把名單看完之後摺好收入抽屜。他決定等試點的選址確定下來之後，再從這十七人裡挑幾個最合適的派去各地做第一輪的核查。
商稅試點的第一站在長安西市旁邊的長安縣落地了。長安縣是京畿最為繁華的縣之一，西市大半的範圍都在該縣境內，商賈雲集、貨物輻輳、銀錢往來日夜不息。沈清宴選中這裡作為試點，一方面是資料基礎好，可以檢驗制度設計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裡離朝廷近，一旦出現什麼問題可以及時調整糾偏。
試點推進比沈清宴預想的要順利一些。王過推薦的那批賬房能手裡，有三個人被派到了長安縣，以朝廷臨時差遣的身份入駐縣衙，協助地方官員建立商稅檔案。他們花了半個月的時間，把西市及周邊各坊的商鋪和行商過境情況重新梳理了一遍，建立了一份比舊底冊詳實得多的基礎臺賬。
到了六月底，長安縣第一季度的商稅徵收數額報了上來。沈清宴坐在案前看著那份報表上比去年同期增長了一大截的數字，心裡那塊懸了許久的石頭落下了大半。
他知道這個增幅不能完全歸功於新稅制——一部分增長是因為舊底冊常年漏報瞞報，如今被重新核查後暴露了出來——但至少說明這套制度是能運轉的，商賈們沒有因為新的申報規則而關門歇業或遷移他處。
七月初，沈清宴在一次早朝之後單獨留下姚崇，把長安縣的試點資料遞給他看。姚崇看完之後沉默了一會兒，然後緩緩說了一句讓沈清宴有些意外的話：“陛下，臣在想一件事——長安縣的試點順利，固然可喜，但正是因為太順利了，臣反而有些擔心。”
“擔心什麼？”
“擔心這套制度到了別的地方會被‘水土不服’。長安縣在京畿腹地，天子腳下，地方官員不敢懈怠、商賈不敢公然對抗朝廷，外部的監督也近在咫尺，一切都在最有利的條件下執行。可若是換到一個偏遠些的州府，地方官員和當地商賈之間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更復雜，巡查人員去了之後能不能撐住場面、商賈們會不會聯合起來抵制，這些都是在長安縣看不到的風險。”
沈清宴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眉心。姚崇說的這些他並非沒有考慮過，但他承認自己確實因為長安縣的順利而樂觀了一些。他想了想，開口道：“所以朕打算在長安縣試點三個月之後就把它變成‘示範點’，讓京畿周邊幾個縣的縣令分批來長安縣觀摩學習，看縣衙是怎麼建立臺賬、怎麼稽核申報、怎麼處理爭議的。讓他們親眼看到這套制度運轉起來的樣子，比朝廷發幾十道公文更有說服力。等到秋收之後，再選兩個條件不同的縣做第二批試點。”
姚崇點了點頭，沒有再多說什麼。
八月初，長安縣的商稅試點正式進入第二個月。沈清宴讓高力士安排了一次暗訪——沒有提前通知縣衙，只派了兩個人假扮成外地行商，在西市走了一圈，觀察商稅新規的實際執行情況。暗訪的人回來報告說，西市的商賈們對新稅制的態度總體上是配合的，雖然有一些人在私下抱怨“朝廷又來刮一層皮”，但真正公開反對的並不多。原因很實際——長安縣的商稅檔案建立之後，那些過去靠偷稅漏稅賺取利潤的商號發現自己的老路走不通了，而那些原本就規規矩矩交稅的商戶則發現新稅制下競爭反而變得更公平了，不必再忍受那些靠漏稅壓低價格搶生意的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