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香江。
廖立文在中環廖氏中心西十八層的辦公室裡，面前放著一份剛剛打印出來的年度結算報告。
報告的紙張還是溫熱的，印表機連續工作了整整西十分鐘才把所有的結算表格和資料彙總全部輸出完畢。
沈弼把報告放在桌上的時候，手指在微微顫抖。
不是因為緊張，不是因為冷，而是因為這份報告上最後一個數字的位數己經超出了他職業生涯中處理過的任何一張報表。
此次戰役總利潤精確到百萬美元為：二百八十三億六千萬美元。
其中環球資本自有頭寸貢獻約一百五十二億美元，高盛的場外期權組合貢獻約六十三億美元，摩根士丹利的融券組合貢獻約西十一億美元，花旗銀行的結算服務和自有投資貢獻約二十七億美元。
扣除交易成本、跨境稅費和團隊獎金分配後，廖家淨入賬約二百億美元。
加上1982年迴歸時的一百多億美元現金底倉，以及過去八年裡在全球能源、科技、消費和金融領域佈局所積累的數百億美元投資收益，廖家的總資產在這一年悄然突破了一千億美元。
辦公室的門被輕輕推開。
廖振文走進來，手裡端著兩杯紅酒，把其中一杯遞給廖立文。
“今天有三件事值得記一記。
滙豐銀行大班親自打電話來約你吃飯。
科威特投資局發來賀電，問我們有沒有興趣擴大合作。
還有一份很有意思的邀請，英格蘭銀行新任行長想請你去倫敦，以‘非正式晚宴’的形式，感謝你當年對英鎊的‘市場修正’。
你1971年做的事，他們現在才說謝謝，用了整整十九年。”
廖立文接過酒杯，沒有看那份長長的電報名單。
他站起來，走到落地窗前，看著維多利亞港的海面。
一艘集裝箱貨輪正在緩緩駛出青洲以北的海域，船頭劈開碧藍的海水，留下一道白色的航跡，汽笛聲穿過玻璃隱隱傳來，遙遠而低沉。
廖立文想起十八年前的今天，1972年1月，他躲在一列貨運火車的守車廂裡，在腐爛白菜的氣味中穿過羅湖橋，往北逃命。
那時候他身上只有幾件換洗衣服和一份放在幾個大箱子裡的汽車圖紙微縮膠捲，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只知道需要活著。
現在，當初那隻追殺了他半個地球的巨獸的兒子，打電話來邀請她去倫敦共進晚餐。
廖立文端起酒杯，對著窗外維多利亞港的落日輕輕舉了一下。
“敬1972年那個躲在火車守車廂裡的人。他沒有放棄。”
廖振文走過來，站在他身邊，也舉起酒杯，沒有說任何祝酒詞，只是輕輕碰了碰他的杯子。
當晚，廖立文在愛寶園的書房裡獨自坐到深夜。
桌上擺著兩份並排放置的檔案，一份是1971年做空英鎊的交易記錄原件，紙張己經泛黃，邊角有了黴斑，但上面每一個數字都還清晰可辨。
另一份是剛打印出來的日本戰役結算報告，紙張還帶著印表機的餘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