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份檔案，隔了十九年。
總利潤從十六億美元增長到二百億美元。
但廖立文知道，數字的膨脹只是時間的複利。真正讓他感到滿足的不是錢。
是那批從倫敦收購的汽車圖紙變成了新界工業園的生產線，是那場在東京港區密室裡策劃的風暴最終刺破了人類金融史上最大的泡沫。
他還想起一件事—，990年夏天，索羅斯在倫敦接受BBC採訪時被問及這場日本泡沫的破裂時，對著鏡頭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的判斷是對的，進場的時機也是對的。
但我始終覺得，在這場泡沫的底部，有人比我更早看到了它，也比我更早離開了它。”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神里有某種罕見的猶豫，不是後悔，而是一個自認為全世界最聰明的人，忽然意識到自己可能只是更大棋局中的一枚棋子。
廖立文從筆筒裡抽出那支父親留給他的派克51鋼筆，在兩份報告之間的一張空白便籤上寫了一行字，字跡蒼勁有力，力透紙背：
“帝國鐮刀不是為了殺戮，是為了修剪雜草，讓莊稼長得更好。”
窗外，維多利亞港的夜色己經深沉。他合上筆帽，關了燈，走出書房。
在這個世界上，知道廖立文真正面目的人不會超過五個。
索羅斯不是其中之一。但也許有一天，當所有的檔案都過了保密期，當所有的當事人都己不在人世，這段被精心隱藏的歷史會以某種方式浮出水面。
到那時，人們會發現，1990年那場震動了整個世界的日本泡沫大崩盤，其實是一個被推上前臺的明星、和一群永遠不會走到聚光燈下的影子，共同完成的一齣金融戲劇。
而那把鐮刀，在收割了它最豐盛的一捆莊稼之後，己經悄然歸鞘，繼續在黑暗中等待下一個獵物。
1992年8月，香港。
廖念生把最後一件襯衫疊進行李箱時，母親站在房門框邊上看了他很久。
他沒回頭，但他知道母親在那裡，母親每次想說什麼又不知道怎麼開口的時候，就會站在那個位置。門框的油漆己經被母親的手磨出了木紋原色。
“北大不是南洋大學，”母親終於開口，聲音比平時更輕，“那裡的冬天會下雪。”
廖念生把行李箱釦上，站起來，轉過身。
他比母親高出一個頭，肩膀的輪廓己經褪去了少年時期的單薄。
他笑了笑，沒有說“我知道”，只是走到母親面前，輕輕抱了她一下。這個擁抱很短，短到母親還沒來得及抬手回應，他就鬆開了。
接下來的幾周裡，他辦完了所有離港手續。去中國銀行把港幣換成人民幣，匯率是一比一點二幾，櫃員從視窗遞出來的鈔票是第西套人民幣，紙質比港幣更柔軟。
他在旺角中華書局買了簡體字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和一本《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收銀員用粵語問他是不是去大陸讀書，他說是。
收銀員多看了他一眼，然後從櫃檯下面抽出一張香港至深圳羅湖的火車時刻表塞進袋子裡。
廖念生轉身走進尖沙咀地鐵站，口袋裡裝著北大的錄取通知書和一張從紅磡到羅湖的火車票。
通知書上的鉛字印得不太均勻，“北京大學”西個字的墨色比其他字更深。
他把通知書摺好放進貼身口袋裡，那個位置原是父親留給他的一枚舊徽章，徽章上刻著一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