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到窗外亮起了灰濛濛的晨光，寫到走廊裡響起了寒假返校學生的腳步聲，寫到筆記本用掉了二十幾頁。
他把七個領域拆解成了具體的投資計劃，每個計劃都附上了初步的資金分配方案和關鍵風險提示。
他甚至還畫了一張科技樹圖，用鋼筆尖點著每一個細分領域標註技術瓶頸——半導體光刻膠依賴日本進口，航空發動機單晶葉片國內成品率太低，生物醫藥臨床試驗審批週期比美國長三倍。
寫完最後一個字，他擱下筆，合上筆記本，用父親給他的那張黑金卡壓住封面。
然後他躺在床上，連被子都沒蓋，就睡著了。
第二天中午，宿舍門被一腳踹開。
趙大勇拎著一個巨大的編織袋衝進來，嘴裡哈著白氣，棉襖上還沾著火車上的煤灰。
“哥們兒！你猜我帶啥了？我媽炸的帶魚！整整十斤！還有醬牛肉！還有我奶奶醃的糖蒜！”他把編織袋往地上一墩，然後看見念生桌上那張黑色的信用卡，拿起來翻來覆去地看。
“這啥玩意兒？黑漆漆的，連個卡號都沒有，玩具吧？”
“銀行卡。”
“銀行卡？我見過的銀行卡都是綠的金的，沒見過這種黑不溜秋的玩意兒。這能取多少錢？”
“夠請你吃一輩子炸帶魚。”
趙大勇把卡放回桌上，切了一聲，顯然不信。
但他沒有追問——他正忙著把炸帶魚一條一條往外掏，用報紙墊著碼在暖氣片上解凍。
廖念生看著暖氣片上那些被報紙油墨染黑的帶魚，忽然覺得這張卡上十個億的分量，在趙大勇的炸帶魚面前，輕得像一張沒有寫字的紙。
下午，陳滬生也回來了。
他比趙大勇安靜得多，一個人拎著兩個行李箱，箱子裡裝的不是年貨，是書。
他在寒假裡把弗裡德曼的《資本主義與自由》英文原版從頭到尾讀了一遍，寫了三十頁讀書筆記。
他把筆記本攤在唸生面前，指著其中一頁說：“弗裡德曼說，自由市場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
但他沒有考慮過一個情況——如果這個市場本身是靠國家投資建起來的，那這個命題還成立嗎？”
廖念生接過筆記本，看著陳滬生用紅筆標註的那段話，沉默了幾秒鐘。然後他說：“你這個問題，值得用十個億來驗證。”
陳滬生沒有聽懂。
他只是推了推眼鏡，繼續去整理他的書架了。
廖念生也沒有解釋——他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是用語言能說清楚的。
他需要用錢來驗證。用真金白銀的十個億美金，用實實在在的專案，用五年、十年甚至更長的週期，來驗證一個經濟學命題：
在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框架內，硬科技投資能不能同時實現技術突破和資本回報。
劉衛東是最後一個回來的。
他坐了兩天兩夜的硬座，從陝西農村老家一路站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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