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這邊有點歷史。”他說，不知道為什麼要跟她解釋這個。
也許是因為她說話的方式和李薇不一樣——李薇說話像在分析，她說話像在傾聽。
她問的問題不是為了判斷，而是為了理解，這種特質在她那個辯論隊出身的學術副部長圈子裡反而顯得格外罕見。
“是嗎？什麼歷史？”
“我阿爸——”他忽然停住，想起外公和母親各自的叮囑，“我阿爸以前給內地捐過化肥。”
她笑了。
那笑容在雪後的未名湖邊綻開，像冰面上裂開的第一道春縫。“那我替那些收過化肥的人謝謝你。”
從那天起，他們開始偶爾在圖書館外的銀杏樹下碰頭，一起去食堂吃飯。
她告訴他她父親是外交部的一名高階翻譯，年輕時派駐過倫敦和紐約，母親是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英文播音員。
她從小跟著父母在不同國家輾轉，小學在英國，初中在紐約，高中回到北京。
她能說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語和美式英語，能在兩種口音之間自由切換，但她更喜歡英式，因為“聽起來更剋制”。
她讀過簡·奧斯汀和喬治·艾略特，能背誦狄金森的詩，但她最喜歡的作家是魯迅。
她說魯迅的文字最冷也最熱，冷的是語氣，熱的是心。“他在《野草》裡寫‘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句話我讀了十年才讀懂。”
廖念生問她是打算畢業後出國還是留在國內。
她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指，沉默了一會兒才回答：“我想去美國讀國際關係，研究國際組織與多邊外交。但我爸說我走他的老路太辛苦——他當年在安理會同傳間裡一個字都不能錯，頭髮三十歲就白了一半。
我媽倒是不反對，只是說女孩子走遠了不安全。”
“你自己呢？”
“我自己——”她把一片飄落的銀杏葉從肩頭摘下來，在指尖轉了兩圈，“我想去。但我怕去了就不想回來了。
這種話在我家不能隨便說——我爸這輩子最驕傲的事不是在外交部幹了三十年，是他把家安在了北京。
他說外交官的孩子最怕丟了根，所以在我十八歲那年他就讓我把戶籍遷回了北京。
他怕我將來做外交官需要政審時被人說‘父親在外交部女兒拿外國護照’。”
她說到最後一句時聲音忽然變輕，那片銀杏葉從她指尖滑落，飄進路邊的淺水溝裡。
她問他在香江長大為什麼要來北京讀大學。
他說了一半真話——他爸說過，樹高千丈落葉歸根。
她說真好，她從來沒有一棵可以歸根的樹。她小時候每隔幾年就搬家，朋友還沒有交熟就要說再見。
後來她學會了在每所學校只交最少的必要朋友，因為“告別的時候不會太疼”。
她家現在在北京有了房子，但她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北京人。
她問廖念生知不知道這種感覺——走到哪裡都被當成外人，回到哪裡都像在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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