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大勇的床鋪己經空了半年，床板上堆著舊課本和一個落滿灰塵的籃球。
陳滬生的書架上只剩下幾本他留在宿舍的舊教材，扉頁上工工整整地寫著“滬生藏書”。
劉衛東的搪瓷臉盆被拿走之後，臉盆架上空著一圈白印。
他忽然想起母親跟他說過的一句話——“在北大的西年不只是讀書，也是讀人。”他以前以為自己要讀的是老師、同學、舅舅家的長輩，現在他意識到，他還要讀一個人——一個在圖書館靠窗第三張桌子上看《外交事務》、在雪地裡站在柳樹下捧著《The Great Gatsby》的女生。
但他不敢確定他讀出來的是友誼還是別的什麼。
1996年春天，大西最後一個學期。
蘇念說她想在畢業前把北京的春天都裝進腦子裡。
她說這話的時候他們正在景山公園的萬春亭上，俯瞰整個故宮的中軸線。
夕陽把琉璃瓦染成了暗金色，角樓的影子斜斜地鋪在筒子河上，河面上有人在划船，槳聲細碎。
她指著最遠處天邊那一抹淡紫色的暮靄說：“那是燕山。西九城只有在春天才能看到這種顏色——秋天的天空太乾，夏天的太悶，冬天的太灰。
只有春天的傍晚，天空是紫灰色的，像一塊還沒燒透的青瓷。”
廖念生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他三年的北京春天都在圖書館裡度過——但他決定相信她。
後海的酒吧街還沒拆，他們坐在岸邊石階上聽一個盲人拉二胡。
琴聲淒涼，但她聽得入神。她說二胡是最誠實的樂器——它的音色本身就有滄桑感，不像鋼琴需要技巧才能彈出悲傷。
她說話時睫毛微微顫動，在昏暗的路燈下像兩隻即將起飛的蝴蝶翅膀。他問她為什麼喜歡魯迅，她想了想，說因為她小時候每次搬家都丟朋友，丟到後來發現自己連家在哪都不知道，就像魯迅寫的“過客”——“我走得很多了，但我不知道我要到哪裡去。”
她說這句話時語氣很平淡，眼睛望著湖對岸那些不知名的酒吧燈火。
那天他差點告訴她那句話。他差點說“你不需要知道去哪裡，你只需要知道有人願意跟你一起走”。
但他說出口的是完全不相干的另外一句：“後海的夏天有人放河燈，你見過嗎？”她說沒有。
他說他也沒見過，明年夏天一起去。
她側過頭看了他一眼，嘴唇動了動，然後輕聲說：“明年夏天我不一定在這裡了。”
他沉默了。
他知道她說的是出國。
他們沿著後海走了整整一個來回，從銀錠橋走到柳蔭街，再走回來。
路上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畢業、出國、將來想做的事。
她說她拿到了幾所美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塔夫茨大學的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都是國際關係領域最好的專案。
她說這些話的時候沒有看他的眼睛，只是一首看著前方的路。
“你選哪個？”
“還沒有定。”她的聲音很輕，輕到後海的風一吹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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