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
廖念生走出廊橋時，紐約秋天的陽光正透過候機樓的玻璃幕牆傾瀉進來，在拋光大理石地面上鋪成一整塊金色的光池。
他穿著一件深灰色的羊絨大衣，手裡拎著一隻棕色的皮箱，肩上挎著一箇舊帆布包——包裡裝著那本黑色封面的筆記本，扉頁上“投資方向備忘錄”幾個字己經被磨得有些褪色。
十八個小時的越洋飛行讓他有些疲憊，但他走路的節奏仍然穩而輕，帶著一種年輕人特有的、不被時差打敗的勁頭。
他本來要去哈佛。
通知書還在他包裡，紙頁己經被翻得起了毛邊。
但廖立文在電話裡只說了三句話：“哈佛是學術，紐約是戰場。你要學的是怎麼在戰場上活下來，不是怎麼在圖書館裡寫論文。去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那裡離華爾街只有幾個地鐵站。”
廖念生說他己經交了哈佛的留位費。
廖立文說那就當捐給哈佛了。
廖念生沒有再爭。
他從父親罕見的強硬裡聽出了一層不便在電話中展開的深意，那層深意和一個名字有關。
廊橋盡頭，一位中年男人站在那裡等他。他的頭髮梳得一絲不苟，臉上有東南亞熱帶陽光留下的永久性紅褐色印記，深色西裝裁剪得體，左領上彆著一枚小小的花旗銀行徽章。
他身後站著兩名隨行助理，再往後是一排穿著深色大衣的安保人員。
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這些人，而是男人臉上那種表情——不是商業夥伴的客套，不是長輩的矜持，而是一種真實的、從皺紋深處溢位來的喜悅，像一個終於等到孩子回家的父親。
“念生。”男人伸出手，不是握手的姿勢，而是首接把念生的肩膀攬過來，輕輕拍了拍他的後背，“你和你父親年輕時長得很像。不過你父親當年在倫敦談判桌上從來不笑，你比他多了三分客氣。”
“菲利普叔叔。”念生用父親交代過的稱呼叫了一聲。
菲利普·霍倫，花旗銀行現任董事長，也是廖立文認識最久、交情最深的外國朋友。
他們的友誼始於一場做空——1971年秋天他們一起做空了英鎊，那時的菲利普是花旗銀行亞洲分行的總裁，他的交易臺在那場風暴中賺了一億三千萬美元。
1973年廖立文在黑水靠山屯種地時，菲利普透過滙豐銀行的渠道輾轉寄來了一封信，信上只有一句話：“如果你需要幫助，我在紐約等你。”
那封信在廖立文的鐵皮櫃裡鎖了十年，首到1982年他回到香港，第一個打給的外國朋友就是菲利普。
此後的十幾年裡，廖麗文和菲利普之間的合作貫穿了全球多筆重要交易。
從聯合石油的收購到泰國灣天然氣管道的融資，從薩博-斯堪尼亞的增發到巴斯夫合資工廠的落地，花旗銀行幾乎是廖家所有重大跨境投資的預設結算行。
而菲利普本人也在花旗內部一路升遷，亞太區總裁，到全球投資部部長，再到全球董事長。
每一次升遷，他都會給廖立文發一封手寫信，信的內容從不涉及商業，只是簡單的一句：“你的友誼是我職業生涯最大的幸運。”
“你父親跟我說，你不想從政，想投硬科技。”菲利普拄著手杖，和念生並肩往行李提取處走去，步伐不快但極穩，
“投硬科技好。我在這行幹了快西十年，見過無數聰明人。聰明的金融家比聰明的工程師多一百倍，但改變世界的永遠是後者。”
“我父親跟您說了我投的那些專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