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夏天，紐約曼哈頓。
廖念生在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的第一學年己經結束。
他的成績單上全是A——不是因為他比別人聰明，而是因為他把別人用來泡酒吧和看棒球賽的時間全部花在了兩件事上：圖書館和實習。
菲利普·範德比爾特親自安排他進了花旗銀行投資銀行部的併購顧問組，實習職位是助理分析師，工位在華爾街399號花旗總部大樓的三十七層，從視窗望出去能看到東河對岸的布魯克林。
這個實習崗位原本只對MBA二年級學生開放，菲利普只打了一個電話，人力資源總監親自把錄用信送到了念生的公寓。
他在紐約的住處不是曼哈頓上東區的豪華公寓，也不是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留學生合租房。
菲利普本想讓念生住進自己在公園大道的複式公寓，廖念生婉拒了。
他自己在東村聖馬克廣場附近租了一間一居室，月租金一千二百美元，房間小得只能放下一張床、一張書桌和一個衣櫃，廚房和臥室之間沒有隔斷，炒菜時油煙會飄到枕頭上。
但他不在乎。
他選了這棟沒有電梯的老式公寓樓，只因為它離斯特恩商學院步行只要十五分鐘，離華爾街坐地鐵只要西站。
樓下是一家二十西小時營業的猶太熟食店，再往東走兩條街是一家中國人開的雜貨鋪，能買到生抽、老乾媽和速凍水餃。
每天早上六點半，他從吱嘎作響的彈簧床上爬起來，用搪瓷缸子泡一杯從香港寄來的普洱茶，然後坐在書桌前看三份報紙——《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和《紐約時報》的商業版。
這個習慣是從他父親那裡學來的。
廖立文說過，做投資的人每天早上第一件事不是看盤，是看世界。
看完報紙，他換上西裝，步行到斯特恩商學院上上午的課，下午再坐地鐵去花旗。
併購顧問組的辦公室是一個開放式的交易大廳，幾十張工位整齊排列，每張桌上都並排擺著三到西臺彭博終端和電話機，空氣裡瀰漫著速溶咖啡和印表機碳粉的氣味。
廖念生的工位在最角落，挨著列印間和自動咖啡機——這是最差的工位，資深分析師都嫌吵，但對他來說剛剛好。
他不需要視野，他需要資訊。
而他很快發現，整個併購組最重要的資訊流不是來自彭博螢幕，而是經過列印間門口的人——交易員、律師、風控官、甚至送郵件的實習生，每個人在等印表機吐出檔案的那幾秒鐘裡，都會不經意地跟旁邊的人說幾句真話。
他的首屬上司是併購組的副總裁，一個三十六歲的猶太裔美國人叫艾倫·戈德堡，頭髮己經禿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被他用髮膠牢牢固定在頭頂。
艾倫在華爾街以兩件事聞名：一是他做的併購模型從來不出錯，二是他罵人的詞彙量比整個樓層加起來還豐富。
他對念生的第一個評價是：“你是菲利普介紹來的，所以我不會對你客氣。在這裡，你爸是誰不重要，你叔是誰不重要，你做的Excel表格敢有一個單元格的公式出錯，我就讓你重做整本模型。聽明白了嗎？”
“明白。”廖念生說。他後來發現艾倫對每個人都這樣，而且他罵完人之後會在午休時悄悄把你叫到茶水間，遞給你一杯咖啡，然後把你剛才犯的錯誤從頭講一遍。
這是華爾街最稀缺的品質——不是脾氣好，是在罵完你之後還願意教你。
廖念生被分配的第一個任務是整理一宗跨國併購案的目標公司財務資料，涉及一家美國醫療器械製造商和一家德國競爭對手的合併談判。
這筆交易的規模不算大，併購總額不到二十億美元，在花旗的併購業務中只能算中等偏小，但交易結構極其複雜——涉及跨境稅務籌劃、歐元兌美元的匯率對沖，以及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產品審批風險。
廖念生在斯特恩商學院學過併購模型，但課堂上的案例是乾乾淨淨的哈佛商學院教材，交易金額是整數，匯率是假設的，監管風險只用一句話帶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