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初秋，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開學前夕。
曼哈頓下城的秋色比北京更濃烈。華盛頓廣場公園的楓葉紅得像火焰，街頭藝人踩著滑板在拱門下穿行，空氣中瀰漫著烤栗子和熱狗腸的氣味。
廖念生坐在華盛頓廣場公園的長椅上，膝蓋上攤著一本《金融工程學》，手裡拿著一杯黑咖啡，正在看上週的美聯儲利率決議會議紀要。
他的實習己經結束，但艾倫在他離職時交給他一份附帶條件的獎勵——一筆小型併購案的完整資料包，說“你回學校之後有空就看看，不許給任何人看，看完把分析報告發給我”。
有人在他旁邊坐下。
他以為是廣場上每天來喂鴿子的那個戴紅帽子的老太太，沒有抬頭。
然後他聽到一個聲音，像從未名湖邊的柳樹下穿越了三年光陰，穿過了一個太平洋和整個北美大陸，穿過了他所有關於北京的回憶。
“你在看什麼？”
他抬起頭。
蘇念坐在他旁邊的長椅上，穿著一件米色的風衣，齊肩短髮己經長到可以披在肩上，手裡拿著一杯和三年前未名湖邊一樣的速溶咖啡——搪瓷杯換成了紙杯。
她的眼睛還是那麼安靜，但多了幾分從前沒有的東西——不是疲憊，是堅定。
那種堅定他見過，在外公書房裡的老照片裡，在李建軍討論北斗晶片時的眼神里，在菲利普叔叔說自己用了二十六年還沒還完那份信任時的語氣裡。
“美聯儲會議紀要。”他把書合上，努力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和平時一樣，“你在看什麼？”
她把手裡那本翻舊的英文小說封面亮給他看——《The Great Gatsby》。
同一本書，和三年前在圖書館二樓過期期刊閱覽室裡從書架上滑落的那一本一樣。
封底的布紋己經被磨得發白，書脊上的燙金書名有些斑駁，顯然被反覆翻閱了很多遍。
“我每年都會重讀一遍。在北京讀，在紐約也讀。每次讀到最後一頁，我都會想起同一個人。”
廖念生看著她，沒有說話。
三年前在未名湖邊她沒有回頭，他也沒有追上去。
三年後她坐在華盛頓廣場的長椅上，膝蓋上放著同一本書，把書頁翻到最後一頁，從裡面抽出一張便籤。
便籤己經泛黃了，但上面的鉛筆字跡仍然清晰——是她的筆跡，微微向右傾斜，像在迎著風走。那行字是：“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你還留著這張便籤？”他問。
“不是留。是帶著。去了哥倫比亞，來了紐約，進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我換過三個公寓，丟過兩箱行李，但這本書和這張便籤一首在。”
她把便籤重新夾回書裡，把書合上放在膝蓋上，抬頭看著他，“你後來為什麼沒有給我寫信？”
“我寫了。寫了很多封，都存在筆記本里。沒有寄出去。因為我不知道你在哪個地址。”
她在便籤背面寫下了一個地址——東西十條大街，紐約市曼哈頓區。
筆尖劃過紙面時發出輕微的沙沙聲，和三年前她在景山萬春亭上畫燕山暮靄時的聲音一模一樣。她把便籤推到他面前，手指在紙面上停了一秒。
“我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做政策分析，專門研究東亞經濟體的制度轉型。我的辦公室就在聯合國總部大樓的西十二層，從視窗能看到東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