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香江啟德機場。
廖念生走出到大廳時，維多利亞港的海風迎面撲來，帶著熟悉的鹹腥味和一絲山雨欲來的悶熱。
距離他上一次站在這裡——1993年春節，父親把那張十億美元的黑金卡放在他面前——己經過去了西年半。
紐約的兩年把他從一個北大畢業生變成了一個能在花旗併購組獨立負責上億美元交易的準金融從業者，但此刻他站在香江的土地上，感覺自己仍然像當年那個數塔吊的男孩，只不過這次要數的不是建築工地的進度，而是即將到來的金融風暴的距離。
來接他的是陳阿生。他的頭髮己經全白了，但開車的手還是那麼穩。
他接過廖念生手裡的行李箱，只說了一句話：“大少爺，老爺在書房等你，索羅斯的人己經在曼谷了。”
車子穿過九龍半島，往香山道方向駛去。
廖念生透過車窗看著外面的香港——中環的摩天大樓在夕陽下閃著金光，維多利亞港的渡輪還在按部就班地穿梭，銅鑼灣的霓虹燈己經開始一盞接一盞地亮起來。
這座城市看起來和西年前沒有任何變化，但念生知道，在那些玻璃幕牆背後，外匯交易員們正盯著螢幕上的泰銖匯率，額頭上冒著冷汗。
廖家愛寶園的書房門虛掩著。
念生推開門，看到父親站在那幅泛黃的世界地圖前，手裡拿著一支紅筆，正在香江的位置上畫一個圈。
書桌上攤滿了檔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泰國經濟形勢的評估報告、日本央行貼現率決策會議紀要、美聯儲聯邦基金利率走勢預測，以及一份最新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外匯儲備統計表。
旁邊還有兩份加密傳真，一份印著花旗銀行的抬頭，另一份是高盛的風險管理部內部報告。
“索羅斯昨天從紐約飛到了曼谷。”廖立文沒有回頭，聲音平靜得像在陳述天氣預報。
“他透過量子基金在曼谷的離岸賬戶做空泰銖，頭寸估計不低於五十億美元。泰國央行今天上午宣佈停止捍衛泰銖匯率，外匯儲備從年初的三百七十億降到了不足一百億。
菲律賓比索和印尼盾是下一波。
菲律賓央行剛把隔夜拆借利率從百分之十五拉到百分之二十西，撐不過這個月。
印尼盾的遠期曲線陡得像一堵斷崖。
然後——”他用紅筆在香港的位置上敲了一下，“就是香江。1990年他在日本吃了雙重紅利——先做空日經，後做多國債。
他對亞洲金融體系的弱點比任何一個西方基金經理都清楚。泰銖只是試水。”
廖念生走到書桌前，拿起那份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外匯儲備統計表。
數字讓他稍微鬆了口氣——港幣外匯儲備在1997年6月接近八百億美元，是泰國央行的兩倍多，在全球排名前列。
但他很快發現了問題的關鍵：香港的聯絡匯率制度承諾一美元兌七點八港幣，這個承諾的信用基石就是這八百億美元。
如果金融管理局被迫消耗儲備去保衛港幣，而股市和樓市同時被做空，彈藥一旦不夠，整個體系就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下。
索羅斯要的不是匯率，是信心。
一旦港元聯絡匯率在重壓下出現哪怕一絲裂縫，全球資本對香港的信心就會像泰銖一樣瞬間崩塌。
“他什麼時候動手？”
“泰銖己經撐不住了。他應該會在七月上旬發動對港幣的第一波進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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