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著上面幾個名字讓念生逐一核實這些機構當前的信用評級和股價跌幅，然後合上資料夾。
“1971年我做空英鎊，你大伯開始都不知道。1990年我做空日經，你外公也不知道。戰場上有一條規矩——永遠不要讓前線的人知道後方還有一支預備隊。
你和菲利普在明處救火，穩住了環球銀行的結算通道和花旗的亞洲流動性。
我和維克托在暗處做空，從恐慌中收割利潤。父子倆各有各的仗要打。
你在金融危機裡逆向投資通用電氣和IBM，那是你的戰場。
我做空次貸，是我的戰場。
兩邊都是贏，但贏法不一樣——你賺的是十年後的錢，我賺的是現在的錢。
將來你的孩子也會在不同的戰場上學到不同的東西，正如你現在看到的這張圖一樣。”
廖念生放下那份清單，沉默了很久。窗外，維港的夜色己經深沉，對岸中環的寫字樓燈火通明，沒有人知道在這些玻璃幕牆背後，一個快六十歲的人剛剛用一場籌備了兩年的戰役，在全球金融體系最脆弱的節點上打出了他這輩子第三場大規模做空作戰的收官一擊。
“菲利普知道嗎？”
“他不知道細節，但以他的經驗，他猜得到。2007年8月你在電話裡提醒他次貸要出事的時候，他後來給我打過一個電話。
他只問了我一句話：‘你兒子提醒我的事情，你自己有沒有在做？’我說有。他說了一句話我到現在還記得——‘那就做。但不要讓念生知道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他己經在自己的戰場上火力全開了，不要讓他分心。’”
“所以菲利普也是您的‘預備隊’？”
“不是預備隊，是戰友。菲利普是唯一一個同時參與了1971年英鎊、1990年日經和2008年次貸三場戰役的人，只不過每一次他站在不同的角色上。
1971年他是花旗銀行亞洲分行的總裁，幫我結算了全部英鎊空頭。
1990年他是花旗全球戰略投資部總裁，替我們把開曼日落賬戶的每一筆期權行權都在T+1內交割完成。
這一次他是花旗董事長，他要在保證花旗不倒閉的前提下，儘可能多地保留住花旗亞洲區的資本金。
而我能幫他做的，就是在結算日之前把信用違約互換合約全部平倉，讓花旗的資產負債表上少出現一筆或有負債。這是我和他之間用不著說出來的默契。”
廖念生沒有再追問。
他只是把那份信用違約互換清單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然後用筆在雷曼和美林的結算日期旁分別做了標註。
雷曼己經觸發信用事件，美林的收購在技術層面上避免了違約但實質上等同於違約。
剩下幾家大型金融機構的信用違約互換利差正在以不可逆的速度飆升。
按照這份清單上的名義敞口和當前市場價計算，廖家在次貸危機中的信用違約互換頭寸利潤己經超過了數百億美元量級。
一個念頭忽然閃過他的腦海。
他想起那年夏天在帝國飯店十七層的套房裡，父親對著窗外皇宮護城河說了一句話——“我們這次要借的刀，是華爾街自己的刀。”
當年父親說的是做空日經，他們借了高盛的期權、摩根的融券和花旗的結算。
現在這句話又用在了次貸上，只不過這次是反過來——父親在華爾街最脆弱的時候精準下了注。
廖立文彷彿看穿了他的心思，從抽屜裡取出另一份更厚的檔案袋放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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