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念卿的“鐘錶保衛戰”，終審開庭。
拆遷方匯德豐開發集團這次下了血本，不僅請來京城金杜所的資深合夥人，還從中國鐘錶學會請來兩位所謂“專家”，作為專家證人出庭。
他們的核心論點，簡單粗暴：鐘錶，無論多珍貴，都是可以搬走的，屬於“可移動財產”。既然是動產，就不該納入房屋徵收的補償範圍。房子的錢我給你，鐘錶你自己搬走，跟我們拆遷方沒關係。
開庭當天，江康作為蘇念卿一方的專家證人，和王律師團隊一同出席。
法庭上，雙方律師就“動產”與“不動產附屬文化遺產”的法律定義，展開激烈交鋒。匯德豐的律師經驗老辣，引經據典，試圖將這批鐘錶單純定義為“傢俱”或“擺設”。
關鍵環節，對方的專家證人，中國鐘錶學會副秘書長陶建國，被請上證人席。
陶建國是個五十多歲，頭髮梳得油光鋥亮的男人。他一上臺，就擺出權威的架子。
“法官大人，各位，我從事鐘錶研究三十餘年。從物理屬性上說，鐘錶，無論是掛鐘，座鐘還是落地鍾，它與建築物之間，都沒有物理上的永久性連線。它是可拆卸，可搬運的，這在法律上，就是典型的動產。”
他甚至還看了一眼江康的方向，帶著幾分不屑說道：“我拜讀過江先生出具的那份鑑定報告，文筆很好，充滿了人文情懷。但可惜，這裡是法庭，我們講法律依據，不是講故事。過度渲染所謂的文化價值，來混淆動產和不動產的界限，我認為這不嚴謹，也不專業。”
他一番話說完，匯德豐的律師團隊那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輪到江康出庭。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大家都想看看，這個最近在收藏圈聲名鵲起的年輕人，要如何反駁這位業內“泰斗”。
江康走到證人席，卻沒有急於反駁。他先向法官申請。
“法官大人，在回答對方律師的提問之前，我能否申請播放一段三分鐘的影片？”
法官准許。
大螢幕上，開始播放一段畫面。這是江康提前讓蘇晴的團隊，用電影級的鏡頭語言，拍攝的蘇家老宅內部紀錄片。
鏡頭掠過。
那座嵌在清代磚牆壁龕裡的法國鄉村掛鐘，鏡頭特寫了掛鐘背板與磚牆百年接觸留下的色差和印痕。
那座擺在客廳裡的英國托馬斯·馬奇落地鍾，鏡頭從鐘的底座下移，落到它下方那片民國時期的水磨石地面，地面上有一個清晰的，因常年重壓而形成的凹陷輪廓。
閣樓上那座寶璣旅行鍾，被放置在一個專屬的紅木陳列架上。鏡頭細緻地展現了陳列架與閣樓房梁之間，嚴絲合縫的榫卯結構。
三十七座鐘，每一座，都和它所在的空間，構成了一種不可分割，充滿了時間感的和諧關係。
影片播完，整個法庭一片寂靜。所有人都被影片裡那種沉靜而厚重的歷史氛圍所感染。
江康這才轉向臉色變得僵硬的陶建國，只問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請問陶先生，北京故宮交泰殿裡，存放著二十五方皇帝寶璽。這些寶璽，可以被輕易地搬動。請問，它們算動產，還是不動產？”
陶建國張了張嘴：“這……這是國之重器，當然不能……”
江康沒等他說完，緊接著問了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如果，我是說如果，故宮也要拆遷，您認為，這二十五方璽印，也應該由故宮的管理方自行搬走，和建築本身的補償，毫無關係嗎？”
陶建國徹底啞火了。他的臉漲成了豬肝色，額頭上滲出細密的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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