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瓦臺大統領辦公室的空調比平時低了一度。
朴槿惠左肩甲骨縫裡有一道舊傷，那是年輕的時候滑雪時摔傷的，每年夏天空調溫度低於25度的時候就會隱隱作痛。今天她沒有讓秘書調節室溫，因為這塊痠痛的地方可以使她保持清醒。去年簽訂協議的時候空調也是這個溫度，她記住了。現在肩膀已經開始痠痛了，好像有個小人用指甲在骨頭縫裡慢慢掐。
她把簽字筆的筆帽拔下來，再套上去，筆桿被拇指和食指夾住轉了半圈。這筆是2012年競選期間的支持者所送，筆帽上刻有“朴槿惠，大韓民國的女兒”，上面的字跡已經磨得只剩下“槿惠”二字，“樸”字也被她的拇指磨平了。轉筆的時候，手指肚會不自覺地去觸碰缺口，就像摸著一塊結痂的傷口一樣。支持者已經多次在光化門外面喊讓她下臺了。這支筆她一直保留著，因為民意像水一樣。
筆尖距離檔案頁面上方大約兩寸的地方，但是就是落不下去。
對面的幕僚長崔順元其實是她的親信，她沒有說話，只是看著他。崔順元的領帶夾歪了，大約向左偏了15度。朴槿惠盯著那個角度看了三秒鐘，想到他今年春天也是歪著領帶夾走進來的，那天告訴她是財閥的期貨頭寸爆了。她沒提醒他把領帶扶正。有些歪斜就是預警，她已經學會不去糾正了。
那份檔案只有三頁紙那麼薄，上面還留有印表機的餘溫，最上面一頁的標題是《關於向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支付第二期合作贊助款的請示》。金額一欄寫的是兩百億美元，後面跟著一排零，朴槿惠已經數了三遍了，但是仍然覺得那一排零長的像一條沒有盡頭的道路。
她數零的時候用的是小時候奶奶教的方法，四個一組地數，“億、萬、元”。奶奶是日據時期長大的，算賬的習慣裡有殖民時代留下的痕跡，朴槿惠在心裡默唸“億、萬、元”的時候，嘴唇會微微動一下，就像奶奶晚年唸佛的樣子。朝貢時期其實也是一種殖民，幾千年來時不時就被揍一頓讓他們更恨那個龐然大物一些，但是嘴裡不敢說。
她把筆放下，筆帽沒有蓋上，筆桿順著桌子的弧度輕輕滑動。“你說，如果我們不給的話，他能拿我們怎麼樣呢？”
崔順元的手從檔案的側面收了回來，“大統領，這份協議剛剛簽訂。”他其實很想說，，記吃不記打的毛病又犯了吧！
“我知道是剛剛簽訂的。”朴槿惠的手指在桌面上輕敲了幾下，節奏很不規律，好像在彈奏一首忘記調子的曲子，“我想知道的是，現在他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們把錢吐出來？雷已經被拆除，財閥的期貨窟窿也被填上了，銀行系統也穩定下來了，經濟基本面也開始好轉。支援率也在提高……”
頓了一下，目光從檔案上移開，越過崔順元的肩膀，落在窗外青瓦臺主樓灰藍色的房頂上。
“瓦立德現在的身份是什麼？阿聯酋的埃米爾、烏瑪守護者、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人。他剛剛吞併了巴林，雖然國際輿論中有綏靖的趨勢，但是虎視眈眈的人更多，此時他所需要的是一種體面、一種大國風範、一種維持住‘薩拉丁再世’的形象。他還能像去年那樣直接施壓以迫使我們屈服嗎？他是要臉的。”
崔順元把檔案從桌面上拿起來，翻到第二頁，目光掃過那幾個條款。“他對我們施加壓力的工具沒有消失。能源採購渠道、韓國企業在海灣的工程合同、我們在中東的外交空間。這些東西的控制權還在他手上。只是他現在拎著錘子，不一定會真的砸。”
“所以呢？”朴槿惠往椅背上一靠，兩手交疊放在桌面上，“你的建議是什麼？”
崔順元沒有馬上回答。轉過頭去望了望門口，門是關上的，外面走廊裡有皮鞋在地磚上由遠而近、由近而遠的腳步聲。
朴槿惠很熟悉那雙皮鞋發出的聲音，那是安全室的人，鞋跟上鑲著鐵片，走路的時候會發出金屬敲打瓷磚的聲音。她上任的第一年就把鐵片鞋跟給取消了，說太吵，三個月之後安全室主任就遞交了辭職報告，她沒有批准，鞋跟也沒有再恢復。現在她聽到那個聲音就感到很安心，好像聽到了家裡老鐘的聲音一樣。
崔順元等的聲音沒有了之後才開口。“可以延期付款。但是不是明著拒絕，也不是撕毀合同，而是按照程式拖延時間。我們向阿聯酋方面說明我們國內財政狀況非常緊張，第二期款項能否分期支付？能不能以實物抵充？或者就是談延長付款週期。這些我覺得都是可以談的，他們也不能直接把我們逼死。談判本身就可以拖上幾個月，但不能直接撕毀協議。”當領導聽不進反對意見的時候，你最好能夠提出解決方案，這就是職場生存之道。
“拖上幾個月之後又會怎麼樣呢？”
面對心裡沒有逼數還裝作思考周全的領導，崔順元表示自己的經驗已經很多了，“之後就看局勢的發展了。如果瓦立德在中東這幾個月裡遇到新的麻煩，比如說伊朗方向、敘利亞方向或者海灣內部出現什麼情況的話，那麼他的注意力就會被分散。到時候我們會提出一個折中的方案。比如說把付款週期由一年延長到三年，或者把一部分錢換成對阿聯酋的投資承諾。他不是要面子的嗎？我們給他一個臺階，他不會在臺階上和我們翻臉。”
朴槿惠沉默了片刻。她把雙手從桌子上拿下來，放在自己的膝蓋上，手掌向上，好像在接住看不見的東西一樣。在摩蘇爾簽訂那份協議的時候她記得很清楚，筆尖在紙上劃過的感覺就像是在生鏽的鐵軌上推一輛裝滿貨物的車，每前進一寸都會發出刺耳的摩擦聲。轉讓部分戰略性的技術，支付八百億美元的分期贊助費，每一頁紙上面都壓著比墨水還要重的東西。
那時候瓦立德的態度很明確，你簽了，韓國經濟還能喘口氣；不籤的話，財閥的期貨爆倉就會把整個金融系統拖入深淵。於是她簽字了。因為沒有第二個的選項。
但是現在的情況已經不同了。財閥穩定下來之後，經濟也開始好轉了，歲月號的民意風暴也慢慢平息下去。坐在總統辦公室裡的她，看著那份價值兩百億美元的請款單，心裡湧起了去年秋天之後就再不敢觸碰的想法。如果賴賬的話，瓦立德能怎麼辦呢？
她把那個想法按下去了，但是又浮了上來，就像一塊木頭被按進水中，鬆開手就會自己彈回到水面上來。“開個會吧。把經濟首席、外交安保首席、企劃財政部的人叫來。”
崔順元點點頭之後就出去了。用集體決策來掩蓋AC兩顆樹之間沒有B嘛，流程他懂。
二十分鐘之後，總統辦公室旁邊的那間小會議室裡已經坐滿了人。
經濟首席秘書金相九坐在長桌靠窗的位置上，面前攤開了一本筆記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寫著數字。外交安保首席秘書朱鐵基坐在他的對面，手裡拿著一杯已經變冷的咖啡，杯壁上的水珠順著他的手指流下來。朱鐵基的手指關節粗大，是年輕的時候打排球摔傷留下的，手指關節處的皮膚比手背深兩度。水珠流到色差的分界處就會停住，好像遇到了一個障礙。朴槿惠看著那滴水珠，想起自己學生時代也打排球，扣球的時候手腕受過傷，現在陰雨天還會發麻。這件事情她沒有告訴任何人。
企劃財政部次官李浩俊坐在長桌的末端，用圓珠筆在桌面上敲擊，速度很慢，一敲停頓兩秒鐘再敲。這支筆的筆帽壞了，用透明膠帶纏了兩圈，在敲打桌面的時候，膠帶與木頭接觸就會發出一種悶響，好像在敲打棺材板。李浩俊每次敲完之後都會下意識地把筆轉半圈，使裂口朝下，好像不想讓總統看到。朴槿惠早就看到了，但是她一直都沒說，因為全青瓦臺的筆大概有一半是纏過膠帶的。預算削減第三年的痕跡。大韓民國的國民們喜歡在電視裡看到這樣的膠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