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會結束後的第西天，《文藝報》的記者來了。
那天上午陳望北正在辦公室整理新學期黑板報的草圖，老周敲門進來，臉上的表情混合著興奮和緊張。
他說《文藝報》派了兩個記者過來，人己經在食堂門口等著了。
“《文藝報》？”陳望北放下粉筆，“怎麼沒人提前通知一聲？”
“人家說就是要搞突然襲擊。”老周搓了搓手，“說提前通知了就不真實了。”
來的記者有兩個。
一個陳望北認得，是座談會那天端著海鷗相機拍照的年輕小夥子，叫孫志明，二十西五歲，戴一副黑框眼鏡，笑起來有點靦腆。
另一個是位三十出頭的女同志，姓方，穿著一件素淨的灰布外套，短髮齊耳，眼睛很有神，一看就是那種問問題能問到點子上的老記者。
方記者沒有像陳望北預想的那樣掏出一個筆記本，問他“你的創作理念是什麼”或者“你如何看待新時期文學的發展方向”。
她在食堂門口站定，看了看那塊新出的黑板報，又看了看食堂視窗前排隊打飯的學生，然後轉過頭來，問了一個讓陳望北完全沒想到的問題。
“陳望北同志，你每天在食堂吃幾頓飯？”
陳望北愣了一下。“三頓。早飯、午飯、晚飯，跟所有人一樣。”
“你母親看你寫的小說嗎？”
“看。她不大認得全字，但她每一篇都會摸一摸。”陳望北頓了頓，“她說摸到了鉛字就是真的。”
方記者笑了一下，那個笑容裡沒有審視，只有一種很真誠的好奇。“那你那輛腳踏車騎了多久了？”
“去年元旦前買的。二手的，因為我沒有腳踏車票。騎了快九個月了。”
陳望北終於忍不住了，說明明是來採訪文學的，怎麼盡問些吃飯騎車的事。
方記者笑著搖了搖頭，說吃飯騎車裡才有真東西。
她說她採訪過不少作家，一上來就談創作理念的，往往談得越漂亮，寫出來的東西越空洞。
反而是那些願意聊日常的，筆下才有真貨。
採訪安排在食堂角落那張老位置上。
馬大勇聽說有記者來，專門炒了兩個菜端過來，一盤紅燒肉，一盤酸辣土豆絲，還有一盆熱氣騰騰的蛋花湯。
“沾了大作家的光。”馬大勇把菜擱在桌上，圍裙上還沾著油點子，嗓門洪亮得很，“記者同志，我們望北可是學二食堂的招牌，以前是切菜的，現在是寫字的。你可要好好採訪啊！”
方記者夾了一筷子紅燒肉，放進嘴裡嚼了嚼，眼睛亮了。“這紅燒肉燉得好。肥而不膩，甜鹹剛好。”她扭頭看著馬大勇，“師傅，這道菜能不能寫進報道里？”
馬大勇被這一聲“師傅”叫得眉開眼笑，連聲說當然能當然能，又說這道菜是他的拿手絕活，冰糖炒糖色的火候他練了快十年。
方記者認真地在筆記本上記了下來，孫志明在旁邊趁機按了兩下快門，把馬大勇站在飯桌旁邊比劃炒糖色手勢的樣子拍了下來。
採訪就在這樣鬆快的氛圍裡進行。
方記者問了很多問題，但每一個都不像是採訪，更像是拉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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