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被定為一號專案後，日子一下子快了。每天都有新的線索，下鄉、開會，老周跟上了發條一樣，天不亮就到辦公室，半夜才回去。我們幾個也跟著他連軸轉，有時候連飯都顧不上吃，啃幾口乾饅頭就對付過去了。
我差不多都快忘了老家的樣子，首到那封信來。
信是公社的人捎到縣裡的，牛皮紙信封，上面貼著一張八分錢的郵票，郵戳模糊得看不清日期。信封上用歪歪扭扭的鉛筆字寫著我的名字——“趙山河收”。
我認出了那幾個字，是爹寫的。我爹不識字，他這輩子只認識兩種字：一種是自己的名字，歪歪扭扭地畫出來，像三條蟲子爬在紙上；另一種是“人”字，他說這個字好認，兩條腿撐著，站著不倒。他寫信，一般是找村裡的會計代筆，這封信不是會計寫的，會計的字方方正正的。這封信上的字歪歪扭扭，筆畫忽輕忽重，有些地方鉛筆把紙都戳破了。
是我爹自己寫的，他啥時候學會寫這麼多字的？我站在走廊裡，把信封翻來覆去看了幾遍，才拆開。信紙是從格子作業本上撕下來的，邊角毛毛糙糙的。紙上的字比信封上更難看，大大小小，歪歪斜斜，有的擠在一起，有的隔得老遠。
但每個字我都認得，“山河兒，爹病了，醫生說爹肺上長了個東西，本來爹不想跟你講的，但爹怕再也看不到你了，你能不能回來一趟？爹想看看你。”信寫得不到一百個字，我反覆看了好幾遍，每個字都像針紮在我心裡。
我爹抽菸抽了三十多年，自己卷的旱菸，勁大，嗆人，隔著老遠就能聞到那股辣味。我說過他無數次，讓他少抽點，他說“抽了一輩子了，戒不掉了”，現在戒不掉了。
我把信摺好，放進口袋裡，靠在走廊的牆上，看著天上的雲。想起我爹的樣子，他個子不高，背有點駝，手上全是老繭，指甲縫裡永遠嵌著洗不掉的黑泥。他說話聲音大，笑起來整個村子都能聽見，就是很少笑，大部分時候是沉默的，坐在門檻上抽菸，看著遠處，不知道在想啥。
我媽死得早，那時弟弟還小，我是我爹一手拉扯大的。他不會說好聽的話，不會像別人的爹那樣把孩子摟在懷裡叫“心肝”。他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幹活，給我做飯，給我洗衣服，給我縫書包。他一個男人，幹著女人的活，笨手笨腳的，但從來沒讓我凍著餓著。
我想起我走的那天，他送我到村口，啥話都沒說，就是站在那棵老槐樹下，看著我走。我走出去很遠，回頭看他，他還站在那裡，一動不動。
我那時候就想，等我混出個樣子了，就回來接他，讓他享福。可我混出啥樣兒了？借調到縣保衛組，住在集體宿舍，吃著食堂的飯，幹著不知道啥時候是個頭的活。連自己都養不活，拿啥養他？
“山河。”
我轉過頭，老周站在辦公室門口，手裡拿著搪瓷缸子，看著我。
“咋個了？臉色不太好。”
“沒事，”我說。
老周沒再問，轉身回了辦公室。
我站在走廊裡，又站了一會兒。手伸進口袋裡，摸著那封信，紙被我的手指捏得起了皺。
我該回去，我爹病了，他想見我。他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個會站在村口送我、又在村口等我回來的人。他從來不對我說軟話，他學會了寫字，就為了告訴我他想我了。一個從來不表達感情的人，學會了寫字，寫了一封信，說“爹想你了”，我拿啥理由不回去？
走進辦公室，坐到老周對面。
“老周，我想請幾天假。”
老周放下手裡的筆，看著我，“咋個了？”
“我爹病了，老家的信，說肺上長了東西。”
老周沉默了一會兒。
“那你趕緊回去，家裡有事，不能耽誤。”
“可是案子……”
“案子的事你莫操心，有我和衛國他們。”老周從抽屜裡拿出一個信封，從裡面抽出幾張票子，遞給我，“拿去，當路費。”
“不用，我有……”
“拿著”老周把票子塞到我手裡，不容我推辭。“你剛來，還沒發工資，手裡沒錢。回去看你爹，不能空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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