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最後一天，縣城下了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
說是雪，其實是雨夾雪，細細碎碎的，落在地上就化了，把整個縣城弄得溼漉漉的。街上沒啥人，鋪面關了大半，只有國營飯店門口還亮著燈，門口的臺階上蹲著幾個等飯吃的鄉下人，縮著脖子，把手插在袖筒裡，我們加班，案子不等人，巖溫罕雖然抓了，但審訊不順利，這傢伙嘴硬得很，三棍子打不出一個屁來。從抓進來的那天晚上開始，連著審了三天，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句話，“我不曉得”“我不清楚”“我就是個種地的”。
種地的？種地的能在地窖裡埋兩萬多塊錢？種地的能跟巖溫扯上關係？老周說不急，慢慢來，他不開口，總有開口的一天。但省廳那邊催得緊，一號專案的進展要按時彙報，這周的、上週的、下個月的，材料摞起來比磚頭還厚。
傍晚的時候，老周從辦公室出來，走到我們那屋，站在門口看了看。
“都別幹了，”他說，“今天過年，早點收工。”
李衛國頭都沒抬，“活沒幹完。”
“活永遠幹不完，走，去我那兒，我讓食堂留了菜。”
老周在保衛組樓後面有一間小屋，說是宿舍，其實就是一間放雜物的倉庫收拾出來的。一張單人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個暖水瓶，幾個搪瓷缸子。牆上貼著一張中國地圖，地圖上扎著幾個紅頭針，是巖溫網路的重要節點。食堂留的菜不多，一盤炒白菜，一碗燉豆腐，還有一小碟鹹菜。老周又從櫃子裡拿出一瓶白酒，商標都磨沒了，瓶口用蠟封著。
“二鍋頭？”李衛國湊過來看。
“不曉得，別個給的，說是酒。”老周用筷子撬開蠟封，拔掉瓶塞，一股辛辣的酒味冒了出來。
王大壯不曉得從哪兒弄來了幾個搪瓷缸子，老周挨個倒了點。酒不多，每人缸子裡淺淺一層，剛剛蓋住底。
“來，”老周舉起缸子，“敬大家！辛苦了”
“敬老！”李衛國說。
“敬專案組！”王大壯說。
我也舉起來，沒說話，跟他們碰了一下。搪瓷缸子碰在一起，發出悶悶的一聲響，酒在缸子裡晃了晃，濺出來幾滴，落在桌上。酒入口很辣，辣得嗓子眼發緊。我不太會喝酒，一杯下去，臉就紅了。李衛國倒是來勁，一口悶了，又給自己倒了一杯。老周沒咋喝，端著缸子，一小口一小口地抿。他靠在椅背上，看著窗外的天。天己經黑了，雪還在下，細細碎碎的，在路燈的光裡飄著。
“老周”王大壯嘴裡嚼著白菜，含混不清地問，“你幹這行之前，是幹啥子的？”
老周沒馬上回答，他抿了一口酒，把缸子放下，雙手交叉放在膝蓋上。
“當兵，”他說，“當了八年兵，轉業到的公安。”
“打過仗嗎？”
“打過，六二年，打過印度。”
李衛國抬頭看了老週一眼，六二年對印自衛反擊戰，那時候他還是個孩子。
“六二年，”老周說，“我在炮兵部隊，在達旺那邊。那時候年輕，不怕死。炮一響，啥子都忘了，就只曉得裝彈、發射、裝彈、發射。打完仗回來，連長說，你小子命大，炮彈片從你耳朵邊飛過去，跟剃頭似的。”
老周摸了摸自己的右耳。我這才注意到，他的右耳後面有一道疤，不長，很深。
“轉業以後，分到公安。幹了幾年治安，六西年調到邊境，開始搞緝毒。”
“那時候毒品多嗎？”我問。
“不多，”老周搖了搖頭，“六幾年的時候，邊境上毒品還不算大問題。偶爾查到一起，也就是幾斤鴉片，小打小鬧。真正變嚴重，是七十年代以後。”
“為啥子？”
老周點了一根菸，吸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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