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想了想。“六九年,抓過一個馬幫頭子,姓楊。那傢伙從金三角運鴉片,一次就是上百公斤。抓他的時候,他拿刀拒捕,捅了我一個手下的隊員。後來呢?”
“判了。”
“死刑?”
老周點了點頭。“槍斃了,執行那天,我去的。那人走的時候很平靜,沒哭沒鬧,就說了句‘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老周把菸頭掐滅了,放進搪瓷缸子裡,嗤的一聲,冒了一縷白煙。
“我幹這行快十二年了,親手抓的、參與抓的毒販子,少說也有幾十個。有判死刑的,有無期的,有判了十年二十年後來又出來的。那些人,有的恨我,有的不恨。有的在裡面改造好了,出來以後老老實實過日子;有的出來以後,又幹上了。”
“又幹上了?不怕死?”王大壯問。
“不是不怕死,是除了這個,不會幹別的。”老周說,“有些人,從小就在邊境上混,十幾歲就開始幫人運貨,坐牢出來三西十歲了,莫得文化,莫得技術,莫得本錢。你讓他幹啥子去?種地?打工?掙的錢連自己都養不活。”
“那也不能再去販毒啊,”我說。
“是不能,但現實是,有些人莫得其他選擇。”老周看了我一眼,“不是替他們說話。犯罪就是犯罪,該抓抓,該判判。但我們得曉得,他們為啥子犯罪。曉得為啥子了,才能想辦法不讓更多的人走上這條路。”
老周站起來,走到爐子邊,用火鉗撥了撥炭火。火星濺起來,在黑暗中閃了一下,又滅了。
“行了,不講了。大過年的,講這些幹啥子。”他把火鉗放下,轉過身來,看著我們。“來,喝酒,喝完早點回去睡,明天還要上班。”
我們又碰了一杯。這次酒喝得快,一口悶了,辣的辣的,衝的衝的,李衛國喝完了還把缸子倒過來,一滴沒剩,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我放下缸子,靠在椅背上,覺得身上暖和了些。不是酒的緣故,是老周剛才說的那些話。他說“曉得為啥子了,才能想辦法不讓更多的人走上這條路”——這句話我想了很久,從芒冒寨子回來以後就一首在想。
種罌粟的,是因為窮。運毒的,是因為沒別的活路。吸毒的,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找不到別的寄託。
那晚我們從老周屋裡出來,雪己經停了。地上薄薄一層白,踩上去吱吱響。院子裡很靜,遠處有人在放鞭炮,噼裡啪啦,斷斷續續的。
李衛國走在前面,腳步有點飄。他喝了不少,臉通紅,嘴裡唸叨著啥,聽不太清。
“山河,”他忽然停下來,轉過身,差點撞上我。
“嗯?”
“你說,我們這輩子,能不能把毒品禁絕?”
我愣了一下,沒想到他會問這個問題。
“不曉得。”
“我覺得能,”李衛國說,舌頭有點大,但眼神很認真。“只要我們幹下去,總有一天能。十年不行就二十年,二十年不行就一輩子。”
他轉過身,繼續往前走。
我站在原地,看著他搖搖晃晃的背影,心裡說不出是啥滋味。李衛國這個人,脾氣爆,嘴臭,拳頭比腦子快,但他心裡有一團火。那團火燒著他,讓他不怕死,不回頭,不管前面是刀山還是火海,他都要衝上去。
我踩著他踩過的腳印,一步一步地往宿舍走。路很滑,好幾次差點摔倒。走了幾步,我停下來,抬頭看天。雪停了,雲散了一半,露出幾顆星星,很亮,很遠。
1975年過去了。
這一年,我從一個知青變成了一個緝毒警。我攔過一匹受驚的馬,抓過一個叫劉麻子的毒販子,開過一槍沒打中,燒過一片罌粟,見過一個女人跪在火堆前哭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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