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中旬，河江縣下了入冬以來第一場暴雨。雨從傍晚開始下，雨點打在瓦片上像有人拿石頭砸。天黑以後雨更大了，街上積水漫過了腳踝，沒有人出門。這種天氣，是接頭最好的時候。不會有閒人在街上晃，沒人會注意到甘蔗地裡的泵房。我穿了件蓑衣，戴了頂斗笠，從土坯房出來，在巷口看了兩眼沒有人。沿著城北的排水溝走，水溝裡的水沒過了小腿肚，冰涼刺骨。走了約二十分鐘，到了那片甘蔗地，甘蔗己經收過一茬了，地裡只剩下一截一截的根茬子，踩上去很紮腳。泵房的門虛掩著，門板上繫著一根紅繩、張蘭己經到了。我推門進去，泵房裡沒有燈，只有雨水從屋頂破洞漏下來，滴在地上，發出單調的滴答聲。張蘭蹲在牆角，也穿著蓑衣，頭上包著塑膠布，雨水順著塑膠布的邊沿往下淌。她手裡拿著一個用紅布蒙著的手電光線很暗，只能照見方圓兩步。
張蘭開門見山的說：“內鬼的事，有進展了 ”
我在她旁邊蹲下來，把蓑衣的邊角掖好，泵房的地面己經全是水了，蹲在哪裡都一樣溼。
“哪個？”
“王建國”。
我愣了一下，王建國，河江縣公安局副局長，分管刑偵和禁毒。老周的頂頭上司。我在局裡的時候見過他幾次，五十來歲，個不高，頭髮花白，說話慢吞吞的，像個老農民。他對老周很器重，在全域性大會上點名表揚過禁毒股的工作。老周對他也很尊重，每次彙報都畢恭畢敬。
“確定？”
“不確鑿”張蘭把手電放在地上，從蓑衣內側掏出一個塑膠袋，裡面裝著幾頁紙。她展開，用手電照著，“這是今年以來的行動記錄，我把所有失敗的行動都標出來了，時間、地點、目標、結果”。
她把其中一頁遞給我，紙上畫了一張表格，密密麻麻的。她用紅筆圈出了幾行。
“七月份那次，西線巖依的貨改道。八月份那次，北線老三的貨提前出關。九月份那次，我們在普洱的蹲守撲空。這三次行動，知道完整資訊的人不多。專案組裡只有老周、趙立軍、我、李衛國和你，但專案組之外，還有一個人知道……王建國”。
“為啥他會曉得？”
“因為行動需要調動警力，跨縣追蹤，要經過分管副局長批准。每次行動之前，老周都要向王建國彙報，彙報的內容包括時間、地點、規模。王建國不一定知道具體的路線和接頭方式，但他知道‘某天在某個區域有大動作’。”
“這也不能說明就是他走漏的訊息。”
“對”張蘭把紙收回去，“所以我繼續查了另外幾件事”。她從塑膠袋裡又抽出一張紙，紙上列的是名字和人名後面的一串數字和符號，她用手電照著，一個字一個字地念給我聽。
“王建國，一九七六年分了一套新房。一九七七年兒子結婚，花了八千多。他愛人沒有工作，兒子在縣農機廠當工人，兒媳婦是農村戶口。他一個人的工資，養全家西口人。他哪來的八千塊給兒子辦婚事？”張蘭把紙塞回塑膠袋。
“這些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但我們現在沒有證據證明錢是從毒販那裡來的。”
“老周曉得嗎？”
“知道，他不信”，泵房裡安靜了片刻。雨水從屋頂漏下來，滴在地上，聲音單調又沉悶。
“王建國是他的老上級”，張蘭的聲音低了下來“他跟王建國十幾年了，他不會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懷疑自己的領導。”
“那現在咋個辦？”
“專案組要在內部繼續查，但你不能在王建國面前露出任何破綻。他要是知道你在查這件事，你可能就有危險了”，張蘭站起來，活動了一下蹲麻的腿。“老周讓我告訴你，你現在的任務不是查內鬼，你的任務是穩住自己，繼續在張老大那邊待著，內鬼的事，我們來辦。”
“好”。
張蘭走到門口，拉開一條縫往外看了看，雨還在下，沒有停的意思“你先走，我晚一點再走”。
我拉開門，走進雨裡，雨砸在蓑衣上，噼噼啪啪的，我低著頭，沿著排水溝往回走。水溝裡的水沒過了膝蓋，每一步都要用力拔腿。
王建國，副局長。
這個人我在局裡見過不下二十次，他在走廊裡跟我點過頭，在食堂裡跟我笑過，在全域性大會上念過我的名字——“趙山河同志記三等功”。
他如果真的是內鬼，那張老大知道的就不只是“某天在某個區域有動作”這種模糊的資訊。他知道專案組的部署、知道行動的時間、知道哪些路段有埋伏。巖依改路線那次，老王說“公安那邊有動作”，訊息可能就是從這裡來的。我沒有辦法把這張臉和“內鬼”兩個字連在一起，但張蘭說的那八千塊，是一根刺，刺進去了拔不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