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探之後，專案組加快了節奏，趙立軍從省廳借調了兩名經偵人員，專門查王建國的賬。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王建國一九七六年分的新房，裝修花了五千多。一九七七年兒子結婚，酒席辦了三十桌，彩禮給了女方六千。一九七八年他又在老家蓋了一棟兩層小樓，給他弟弟住等，這些錢，加起來超過兩萬。他一個副局長的工資，每月不到一百塊。不吃不喝攢二十年，才夠這個數。這些錢從哪裡來的？張蘭查了王建國妻子的銀行存摺。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每隔兩三個月就有一筆錢存入，少則一兩千，多則西五千。存款單上填的地址是河江縣城關鎮，但存款人簽名不是王建國妻子的字跡。經偵人員比對筆跡，發現簽名是偽造的。但存摺上的數字是真的，趙立軍把材料彙總上報省廳，省廳批覆：收網。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早上七點。王建國像往常一樣騎腳踏車來公安局上班。他把車停在車棚，鎖好，拎著公文包上樓。剛走到二樓樓梯口，趙立軍帶著兩個人從辦公室出來，擋住了他的路。
“王建國同志，省廳有指示，請你配合調查。”
王建國愣了一下，他看著趙立軍，又看了看趙立軍身後的兩個人。那兩個人他不認識，穿便裝，表情嚴肅。
“老趙，啥子事？”
“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王建國沒有反抗，他把公文包遞給趙立軍，跟著那兩個人下樓。走到一樓的時候，老周站在走廊裡，看著他，兩人對視了大約兩秒，王建國移開了目光。
“老周，”他說，“我是冤枉的。”
老周沒有說話。
王建國被帶到省廳設在河江的辦案點，縣城北邊一處閒置的療養院。審訊從上午九點開始，持續了三天，頭兩天，王建國不承認。他說那些錢是“親戚借的”、“老家拆遷補償”、“兒子做生意賺的”，每一條都被經偵人員用證據駁了回去。親戚是哪位親戚、借條在哪裡、補償檔案有沒有、兒子做什麼生意，王建國答不上來。第三天，審訊員把存摺影印件和存款單擺在他面前。
“王建國，你愛人存摺上的兩萬三千塊，存款單上的簽名不是她的筆跡，這些錢是誰存的？”
王建國沉默了三十分鐘：“我交代”
他交代了，一九七五年底，張老大透過中間人找到他，請他“關照”禁毒方面的工作。第一次給了五千塊，說是“見面禮”，王建國推了一次，沒推掉。第二次是一萬，第三次是五千，第西次又是五千。一年多時間，他收了張老大兩萬五千塊。加上逢年過節的紅包、兒子結婚時張老大託人送的一萬禮金，總共超過三萬五千塊。作為交換，他給張老大提供了禁毒股的幾次行動資訊。每次老周向他彙報行動方案，他都會在彙報後的當天或第二天，透過一箇中間人把訊息傳給張老大。他不知道張老大具體在哪，訊息是透過電話傳給中間人的。那個中間人後來查實，是縣城一個開雜貨店的，己經跑了。
“你知不知道，你走漏訊息，害得我們幾次行動都失敗了？”審訊員問。
王建國低著頭：“我曉得”。
“那你為什麼還要幹？”
“缺錢” 就兩個字。
趙立軍把審訊結果告訴老周的時候，老周沒有說話。他從抽屜裡拿出王建國簽過字的行動方案，一張一張地翻。翻完了，把那一摞紙碼整齊，放進檔案袋裡。他封好檔案袋，在封口處貼上封條，簽上自己的名字。
他說：“送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