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三月,我又一次去金三角送貨。卸完貨以後,我去製毒工廠找譚志文。
他不在廠房裡,工人在清洗反應釜,水管衝在地上的聲音很大,酸味很沖鼻,不過聞久了也就習慣了。一個工人指了指廠房後面。譚志文坐在後面那塊空地上,膝蓋上攤著一本書,手裡夾著一根菸。他沒抽,菸灰己經積了一截,風一吹就散了。他看見我過來,把書合上放在旁邊的石頭上。
“帶茶葉了嗎?”
“帶了,普洱。”
我把紙包遞給他。他接過去,放在鼻子底下聞了聞,沒拆。
“謝謝!”
他點起那根菸,吸了一口。煙霧從他鼻孔裡噴出來,被風吹散了,散得很快。金三角三月的風是熱風,從緬甸那邊吹過來,帶著乾燥的塵土氣。空地上沒有遮蔭的地方,太陽曬得人頭皮發燙,他那件白大褂穿在身上,領口豎起,額頭上一層細汗,亮晶晶的。
“教授,”我在他旁邊蹲下來,“你在這邊待了多少年了?”
“六年”。
“六年沒回去過?”
“回去過,前年回去過一次。揭陽,棉湖。”他彈了彈菸灰。
“那條河還在,老橋也在。但橋頭那家腸粉店關了,換了一家賣五金建材的,門口堆著水管和電線。”他吐了口煙,聲音放低了半度,“我找了兩圈沒找到。”
我沒有接話,他抽完那根菸,把菸頭掐滅在鞋底上,菸頭攥在手心裡捏了幾下才扔掉。
“我在中大讀書的時候,每個星期天早上都去那家店吃腸粉。加蛋,加肉,加一勺辣椒醬,一塊二毛錢。那時候一個月生活費二十塊,一塊二的腸粉算是奢侈了。但星期天嘛,犒勞自己!”他看著遠處的山,山的輪廓在熱浪裡微微扭曲。
“我研究生入學那年,我爹從揭陽來看我,帶著一筐楊梅。坐了十幾個小時的火車,楊梅壓壞了一半,汁水把編織袋都浸紅了。他給我送到宿舍樓下,沒上樓,把袋子往地上一放,說‘好好讀書’。”
他停了一下,“那是他最後一次出遠門,第二年他就走了。”
譚志文從石頭上拿起那本書,翻了翻。是一本英文版的有機化學,書的邊角磨毛了,好幾頁夾著紙條。紙條上有字,密密麻麻的,是他自己寫的筆記。
“我來這邊以後,給我娘寄過幾次錢。她沒回信,不知道收到沒有。也不知道還記不記得我這個兒子。”
他把書合上,放在膝蓋上。兩隻手搭在書面上,手指細長,指甲剪得很短很整齊。那是做實驗的人的手,不該出現在金三角這個地方。
“教授,”我說,“你想過離開這裡嗎?”
他沒有馬上回答,風吹過來,把他白大褂的下襬吹起來,露出裡面的軍綠色褲子。褲腿上濺著幾塊暗色的汙漬,不知道是化學試劑還是別的什麼。
“想過,”他說,“每天都想。”
“那為啥不走?”
他看著遠處,嘴唇動了動。一根菸從耳朵上取下來又叼回去,打火機打了兩下沒打著,我遞了根火柴過去,他接過去點著了煙。
“走去哪裡?”
我沒回答,他也知道我回答不了。
“我在這邊做的研究,比我在研究所做的強多了。我在那邊做了三年的抗生素,成果被人拿走。我在這邊改進了提純工藝,純度從八十提到九十六。他們尊重我,聽我的,我讓怎麼改就怎麼改。”他把煙叼在嘴裡,眯著一隻眼睛,煙霧從嘴角冒出來,歪歪斜斜地升上去。
“我要是回去了,能幹什麼?繼續管報紙?還是去工廠當技術員?一個月幾十塊工資,連自己都養不活。”他站起來,把書夾在腋下,把那包茶葉揣進白大褂的口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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