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兩天，太原城異常平靜。
平靜得像暴風雨前那種沉悶的、讓人透不過氣的靜。街上的人少了，軍車出動的頻率降低了，連空投運輸機的轟鳴都稀疏了不少。吳底每天按時到辦公室，處理一些可有可無的公文，偶爾去食堂吃飯，和下屬聊幾句閒話，像是一個對周圍一切都不太關心的中級軍官。
但他心裡清楚，這種平靜是假的。
第三天傍晚，趙元慶帶回了一個訊息。他是在城西一箇舊貨市場裡偶然聽到的——特警處的人在私下傳，說劉文彬被轉押之後第二夜就死了。死因不明確，有人說是自殺，有人說是被滅了口，還有人說梁化之根本沒有打算再審他，提走只是為了找個方便處理的地方。
“訊息可靠？”吳底問。
“傳話的人說是聽何副隊長手下的一個兵說的。那個兵參與了押送。”
吳底沒有繼續追問。他讓趙元慶回去休息，自己留在辦公室裡，在黑暗中坐了很久。
劉文彬死了。如果他是在押送途中被殺的，那下手的一定是梁化之授意的人。梁化之並不在乎劉文彬還能說出多少情報，他在乎的是這個人在他手裡會變成一個持續的麻煩——審問需要時間，關押需要人力，而且每多關一天，就多一天被人劫走的風險。殺了他，乾淨利落。
但這件事帶來的另一個後果是：劉文彬一死，他最後那場審訊裡說出來的話就再也沒有人可以驗證真偽了。全喜和趙副官的事也好，他提到的那張神秘字條也好，都成了懸在半空中的話，信與不信都只能憑梁化之的意願。
吳底在黑暗中閉著眼睛，整理著這幾日所有的線索碎片。劉文彬死了，何副隊長做了押送的執行者，梁化之的信任何副隊長。而何副隊長在普濟寺那晚被吳底打暈後，顯然沒有把全部實情告訴梁化之——否則梁化之今天不會這麼平靜地放著吳底不管。
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何副隊長那天帶人伏擊普濟寺，是因為劉文彬傳遞了線報。如果何副隊長真的完全忠於梁化之，那他應該會把吳底出現在現場的事如實上報。但他沒有。那他隱瞞這件事的動機是什麼？要麼他和劉文彬之間有某種關係，不願意讓梁化之知道更多；要麼他只是在自保，怕被追究“辦事不力”的責任。
無論哪一種，何副隊長都成了目前棋盤上最不確定的那一顆棋子。
第西天，吳底沒有去找梁化之，也沒有去花店。他待在辦公室裡，做了一件看起來無關緊要的事——調閱了何副隊長的個人檔案。檔案很普通，何副隊長西十歲，山西大同人，行伍出身，在特警處幹了七年，從普通巡警一路升到副隊長，沒有特別突出的功績，也沒有明顯的問題。
但吳底注意到一處細節：何副隊長的檔案裡，有一段時間是空白的——1943年到1944年，將近兩年的時間，沒有任何記錄。在這個行當裡，檔案出現空白，往往意味著那段時間他在執行某種不能寫在紙面上的任務。
吳底合上檔案，將它在桌面放正。
當天夜裡，他再次去了一趟花店。這一次婦人沒有讓他進屋，只在門縫裡遞了一張疊好的紙條給他，低聲說了句“看完就燒”。
吳底在巷口的暗影裡展開紙條，上面是賙濟昌的筆跡，只有一行字：“何曾經是日軍“晴義會”的外圍人員。戰後被梁化之收編，一首未報。”
吳底將紙條湊到打火機的火焰上，看著它捲曲、變黑、化為灰燼。
“晴義會”——那是日軍佔領太原期間，由日軍特務機關扶植的漢奸組織，以江湖幫會的名義活動，實際上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情報工具。何副隊長曾經是“晴義會”的外圍人員，梁化之知道這件事，但選擇替他隱瞞，並且將他收編進特警處。這就解釋了梁化之為什麼信任他——一個揹著舊案底的人，最好控制，最不容易背叛。
但反過來看，如果何副隊長和“魚腸”之間存在某種聯絡，那“晴義會”的經歷就是一個可能的交集點。劉文彬從臨汾調來太原，何副隊長在太原特警處待了七年，這兩個人之間是不是早就認識，或者透過“晴義會”的舊關係網有過接觸？
賙濟昌把這層資訊遞過來，用意很明顯——吳底需要盯著何副隊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