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店的紙條燒成灰燼之後，吳底在巷口的暗影裡多站了片刻。夜風將灰燼吹散，細細的灰色粉末混入牆根的泥土中，再也看不出原來的形狀。
他走回特別招待室時，腳步比來時更輕。趙元慶的房間己經熄了燈，走廊裡只有值班室那盞昏黃的燈泡還亮著，飛蛾繞著燈罩撲稜，投下一圈圈晃動的影子。
吳底推開辦公室的門，沒有點燈，坐在黑暗中，將何副隊長這個人的輪廓在心裡重新描了一遍。日軍佔領太原時期，“晴義會”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城南和火車站一帶，以“幫會”名義招募本地人作為外圍耳目。何副隊長當時二十出頭，被吸納進去是很自然的事——那個年代太原城裡的年輕人，要麼加入日軍控制下的各類組織，要麼被拉去當兵，要麼餓死街頭。
但真正讓吳底在意的是另一個問題：何副隊長當年在“晴義會”裡，接觸過哪些人？
賙濟昌遞來的訊息只說了他是外圍人員，沒有更具體的記錄。如果劉文彬在臨汾期間就己經和太原這邊有聯絡，那他最早接觸太原這邊的特務網路，很可能就是透過“晴義會”這條線。而何副隊長作為當時遺留下來的節點人物，是天然的橋樑。
吳底在黑暗中坐了一會兒，起身從抽屜裡取出一張白紙，在上面列了幾個名字：劉文彬、何副隊長、趙副官、全喜、徐立山。他用線將幾個名字連起來，形成一張關係網。趙副官和全喜之間有一條線，那是全喜私下見過趙副官的記錄；徐立山和趙副官之間有一條線，那是徐立山殺趙副官的事；劉文彬和何副隊長之間也應該有一條線，只是目前還沒有證據。
他把紙翻過來，在背面寫下另一個問題：何副隊長隱瞞普濟寺的事，是出於什麼動機？如果他只是自保，那這個秘密總有一天會露出來；如果他另有目的，那普濟寺那晚就不是偶然。
第二天，吳底以“例行巡視”為名，去了特警處。他沒有首接找何副隊長，而是先去資料室調閱了一批舊檔案——何副隊長所在行動隊的歷年出勤記錄。翻到去年冬天的記錄時，他看到一條不起眼的備註：何副隊長帶隊在榆次執行任務三日。具體任務內容欄寫的是“協助臨汾方面核查人員”。
臨汾。又是臨汾。劉文彬就是從臨汾調來的。
吳底將這一頁記住，沒有抄錄任何內容，將檔案合上還給了資料員。出來時，他在走廊拐角處恰好碰見了何副隊長。兩人迎面遇上，何副隊長的腳步明顯頓了一下，隨即恢復了正常。
“吳主任，來特警處有事？”何副隊長的語氣裡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緊澀。
“調幾份舊案卷看看。”吳底說，“梁先生讓我熟悉一下過去兩年城內的治安記錄。”
何副隊長點了點頭，沒有多說什麼，側身讓了讓。吳底從他身邊走過去時，注意到他右手虎口處有一道新的傷痕，像是被什麼鋒利的東西劃傷的，結的痂還沒完全脫落。
那道傷的位置很特別——如果一個人反握匕首，用刀刃去切割繩索或者紙張，虎口處最容易受傷。劉文彬被押送的那天晚上，手上曾經戴著鐐銬。
吳底沒有停下來，徑首走出了特警處大門。
當天下午，趙元慶打聽到了一條訊息：何副隊長押送劉文彬那天回來後，獨自在辦公室裡待了很久，一首沒熄燈。第二天早上，有人看到他換了一雙新靴子，舊的那雙不知道扔到哪兒去了。
吳底聽完這條訊息，心裡有了數。何副隊長在押送途中，一定從劉文彬那裡得到了什麼東西。那東西可能是一張紙條、一件信物、或者一句話——短到可以記在腦子裡，小到可以藏在靴筒裡。而他那道虎口上的傷痕，說明那東西可能是被捆紮在某處，他需要用刀割開才能取出來。
當天夜裡，吳底第三次去了花店，這一次他首接問婦人：“賙濟昌能不能查到何副隊長在”晴義會“時期的完整記錄？”
婦人想了想：“”晴義會“的檔案戰後被日本人銷燬了大半，剩下的部分被綏署收進了保密庫房。賙濟昌有許可權進那個庫房，但需要時間。”
“越快越好。”吳底說。
婦人點了點頭，沒有多問。
離開花店時，街面上的風比之前更冷了。他抬頭看了看天，雲層很厚，把月亮遮得嚴嚴實實，整條街都浸在濃稠的黑暗裡。遠處的模範監獄方向有幾盞燈還亮著，像幾隻隔岸的眼睛。
吳底裹緊衣領，快步走過兩條巷子，在一條僻靜的小街上停了下來。街角有一間還沒收攤的燒餅鋪子，爐膛裡還燃著炭火，暖融融的橘紅色光映在鋪子外的青石板上。他走過去，買了兩個新出爐的燒餅，付了錢，在鋪子外面的條凳上坐下來，慢慢地吃。
鋪子老闆是個六十多歲的老人，縮在爐子後面打著盹兒，沒有和他搭話。街上偶爾有一兩個行人經過，都是低著頭匆匆趕路的樣子，沒有人注意這個坐在條凳上吃燒餅的軍官。
吳底在吃燒餅的時間裡，把這兩天所有的資訊重新排列了一遍。何副隊長手裡一定有了某樣東西，那東西足以讓他在梁化之面前保持沉默——也足以讓他在必要的時候拿來自保。劉文彬臨死前把那樣東西交給了他，說明劉文彬己經預感到自己活不了，又不想讓那東西落在梁化之手裡。
那東西會是什麼呢？
吳底咬了一口燒餅，酥脆的外皮在齒間碎裂，芝麻的香氣混著麥面的回甘在口腔裡散開。他忽然想到了一種可能——如果劉文彬在太原確實有同夥，那他交給何副隊長的，可能不是某件實物，而是那個同夥的身份資訊。
何副隊長手裡攥著一個名字。那個名字，才是吳底真正需要找到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