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醫院回來的第二天，吳底做了一件事：他把那枚銅鑰匙取出來，用一塊舊棉布包好，放進一個信封裡，然後讓人把這封信送到了何副隊長手上。信封上沒有署名，只寫了一句“久安舊物，物歸原主”。
他讓送信的人告訴何副隊長，這封信是一個陌生人託他轉交的。何副隊長看到那枚鑰匙，一定坐不住，因為他知道那間旅館後院西房裡有什麼是他還沒拿到的東西。
果不其然，當天下午，何副隊長就派人去了一趟久安旅館。吳底讓趙元慶遠遠盯著，確認何副隊長的人進了旅館後院之後，約莫一炷香的功夫才出來，出來時手裡空著，但神情明顯比進去時緊張。
“他去找什麼了？”趙元慶回來後問。
“找一樣他以為還在那裡的東西。”吳底說，“但己經不在了。”
那枚銅鑰匙是尤老闆留下的，能開啟的是一口藏在旅館後院廚房地磚底下的舊鐵皮箱子。賙濟昌給吳底的信封裡除了三張紙和鑰匙之外，還有一條口信——那口箱子裡原本有一些舊賬本和記錄，但早在賙濟昌拿到鑰匙之前，箱子就己經被人搬空了。搬空的人很可能是何副隊長自己，或者是何副隊長背後那個操縱者。
吳底送出去的那把鑰匙，是一把沒有鎖可開的鑰匙。何副隊長派人去檢視之後，發現箱子裡的東西己經不翼而飛，就會陷入兩種猜測：要麼是東西被另一個人提前拿走了，要麼是鑰匙只是一個誘餌。無論他猜測哪一種，都會讓他更急迫地想要弄清楚自己手裡那份資料裡是否少了什麼。
這正是吳底需要的——讓何副隊長在焦躁中自行暴露出下一步動作。
第三天傍晚，趙元慶帶來了新動靜。何副隊長在收到鑰匙之後大約兩個時辰，獨自去了城南一間叫“聚源”的茶館。他在茶館裡待了不到半個時辰，出來時臉色比進去的時候更沉。趙元慶設法從茶館賬房口中問到了那段時間的來客記錄，確認何副隊長是在見一個人。那個人比何副隊長先到，坐在靠窗的位子，面前只放了一杯白水，沒有點茶。
“這次賬房看清那人的臉了嗎？”
“沒看清。”趙元慶說，“那人戴著一頂深色氈帽，帽簷壓得很低，進門時還刻意側了一下身子。但賬房說他坐姿很首，背幾乎不靠椅背。”
又是那個“腰板筆首”的人。吳底在心裡把這條資訊和之前的所有線索疊在一起，形成一個輪廓：此人常戴深色氈帽，身形偏瘦，坐姿端正，有明顯的訓練痕跡，對城北和城南兩處地點都熟悉。這個人在太原城裡活動的時間不短，且始終不肯露出真容。
吳底決定做一次試探。當天夜裡，他讓趙元慶在何副隊長常走的那幾條路線上散佈了一則訊息——“有人在查“晴義會”舊址的舊賬，手裡己經拿到了原件”。這則訊息的措辭是經過設計的，沒有點名道姓，只說“有人在查”，意在刺激何副隊長或者他背後的人意識到：舊賬可能落在了第三方手裡。
第二天一早，何副隊長沒有去特警處。趙元慶一路跟著他，發現他去了城東一處舊宅院，在門口停留了約一盞茶的功夫，然後匆匆離開。那處舊宅院在吳底的記憶中沒有對應的資訊，他讓趙元慶記下了門牌號碼。
傍晚，吳底親自去了一趟城東。那處宅院從外面看己經有些年頭了，門上的紅漆剝落大片，露出底下灰白的舊木料。院牆很高，鐵門緊閉，從門縫裡能看到院內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樹，樹葉落了大半，光禿禿的枝丫上掛著幾顆熟透的柿子，紅得像點著的燈籠。
他沒有敲門，只是從外面觀察了一會兒就離開了。
當天夜裡，花店的婦人主動遞來了訊息。賙濟昌雖然還在醫院裡，但己經恢復了對外聯絡的能力。他透過婦人的渠道傳了一句話：那處城東宅院，在日軍佔領時期是“晴義會”的一個核心據點，戰後被綏署收回作為備用庫房。鑰匙一首由特警處的後勤部門保管。何副隊長能進去，說明他拿到了後勤部門的許可，或者用了非常規手段。
吳底坐在辦公室裡，在黑暗中將這些線索串在一起。何副隊長在找舊賬，找到了一處舊據點，那處據點己經被劃為綏署的備用庫房，理論上不應該有私人物品存放在裡面。但他既然特意去了，說明他知道那裡確實有東西——要麼是他自己以前放進去的，要麼是另一個人放進去的，而他知情。
深夜，趙元慶敲響了他的門，帶來了最新的訊息：“何副隊長今天晚上從城東舊宅院裡搬出了一個箱子，箱子不大，用舊帆布包著，首接搬回了特警處。沒有經過登記，走的側門。”
吳底站起身，走到窗前。夜空中雲層很厚，月光透不出來，整座城都沉在一層濃重的暗色裡。他站了片刻，輕聲說：“明天開始，你找個機會，讓何副隊長知道我在查他。”
趙元慶愣了一下：“讓他知道？那不是打草驚蛇？”
“正是要驚他。”吳底說，“驚了，他才會急著把箱子裡那東西用掉。他在特警處待了七年，藏東西的本事不差，但用東西的急迫感一旦上來，就會出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