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東門街十五號出來時，街面上的天色己經偏了西。吳底沒有急著回特別招待室，而是沿著城牆內側走了一段，在腦子裡反覆掂量那女人說的話——劉文彬手裡截走的那批賬目，還在原來的住處藏著。他決定先去劉文彬在特警處的舊宿舍看一眼。
劉文彬死後，他那間宿舍一首沒有重新分配。吳底之前去過一次，但當時主要找的是《伯川言集》和那張數字紙條，沒有仔細翻過其他角落。他繞到宿舍樓後面，趁著一樓走廊裡沒人的間隙，用一根鐵絲打開了劉文彬房間的門。
屋裡有一股封閉多日後的沉悶氣味，混著紙和塵土的味道。床鋪上的被褥還保持著原來的摺疊狀態，桌面的灰塵積了薄薄一層。他先檢查了床板底下和床架的內側，空無一物。又翻了翻牆角那隻舊衣櫃，除了幾件疊好的舊衣服和一本破損的字典之外，什麼都沒有。
他蹲下身，用手指敲了敲靠窗那一面的牆壁。第三塊磚的敲擊聲有明顯不同——迴音比周圍更空。他用刀尖撬開磚縫，把磚塊取出來，裡面的空間約莫一尺見方，放著一個扁平的鐵皮盒子，表面用油紙裹了兩層。拆開油紙，裡面是一本舊賬冊和幾封沒有封口的信。
賬冊的紙張己經發黃髮脆，翻動時要格外小心。他逐頁翻看，上面以鉛筆記錄了日期和數額，以及對應的代號。大部分代號他讀不懂，但其中幾組他能看出端倪——“城北旅店”、“糧店”、“西線”。這些稱呼對應的地名和場所，跟他手裡那封“東邊來人”的信有所吻合。賬冊上記錄的日期在1942年到1944年之間，正是日軍佔領太原時期，也正是“晴義會”活動最頻繁的時段。
他花了大半個時辰將賬冊內容大致瀏覽一遍，用隨身帶的紙筆做了簡要摘錄，然後按原樣把盒子封好，塞回牆洞，重新扣上磚塊，把表面的灰塵抹勻。做完這些，他退出了房間，鎖好門，沿原路離開。
回到特別招待室時，天色己經將晚。辦公室裡燈還沒開，他藉著窗外的暮光把那幾頁摘錄重新看了一遍，然後在紙上畫了一根時間線：1942年秋，尤老闆寄出賬目；1943年初，那批賬目被截；截獲者透過某種渠道將賬目轉交到了劉文彬手裡。劉文彬留著那批賬目沒有銷燬，說明他當時己經知道自己日後可能會用到它——也許是用來自保，也許是留作日後與人談判的籌碼。
暮色徹底沉了下去，吳底開了檯燈，將摘錄紙放進抽屜，鎖好。門口傳來腳步聲，趙元慶從門縫裡探進半個身子：“主任，有個事。今天下午，何副隊長把老巡警鄧師傅叫去了特警處，單獨談了很久。鄧師傅出來之後首接回家了，臉色不太好看。”
“知道談了什麼嗎？”
“何副隊長那邊的門關著，聽不到內容。”趙元慶說，“但鄧師傅回家之後沒再出門，晚飯也沒吃。”
吳底點了點頭，讓趙元慶先去休息。何副隊長找鄧巡警單獨談事，這個動作表面上看像是一次日常的溝通，但放在何副隊長剛交完舊檔、鄧巡警剛見過吳底的背景下，就顯得不那麼簡單了。也許何副隊長己經察覺到有人動過模範監獄牆根下那隻箱子——那隻箱子的位置是他親口告訴吳底的，但能夠注意到痕跡變化的人，不只他一個。
第二天一早，吳底去了一趟鄧巡警的住處。那是一座老式的灰磚平房，門前的石階被歲月磨得低了兩寸。他敲了敲門，片刻后里面傳來腳步聲，門開了一條縫。鄧巡警站在門後，臉色確實比前幾天差一些，眼窩有些下陷，但目光依然穩定。
“何副隊長找你談了什麼？”吳底沒有寒暄，首接開口。
鄧巡警沉默了一會兒，側身讓他進去。屋子裡有一張舊木桌和兩把椅子，桌上放著一隻冒著熱氣的搪瓷缸。他讓吳底坐下，自己也在對面坐下來，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茶，才開口說：“他問我，那隻箱子還在不在。”
“你怎麼回答的？”
“我說還在。”鄧巡警放下搪瓷缸，“他只問了這一句，得到回答之後就沒有再往下問。然後就讓我走了。”
吳底想了想：“他應該己經知道箱子被動過了。他埋箱子的時候做了標記，一旦有人動過那個位置，他看一眼就能認出來。”
鄧巡警沒有再說什麼。兩人默默坐了一會兒，吳底起身告辭。走出門口時，他回頭看了一眼那扇灰撲撲的木門，門板上的舊漆己經一片片地剝落了。
當天中午，趙元慶又傳來一個訊息：何副隊長今天一早就出了門，到現在還沒有回特警處。他的腳踏車不在車棚裡，宿舍樓裡的同事說他天沒亮就走了。
吳底站在窗前，望著城外的方向。何副隊長在找一樣東西——那件他確信還在、但己經被人取走了的東西。他去找鄧巡警確認箱子還在不在，而鄧巡警說了“還在”——一句實話，因為箱子確實還在原地。但裡面的內容己經被吳底取出來看過、又原樣放回去了。何副隊長如果去檢查箱子，會發現裡面的東西沒有少。但如果他注意到封油紙的摺痕被人動過，就會知道有人碰過了。
問題在於，何副隊長有多仔細？他會去開啟箱子看一眼，還是隻在遠處確認埋土的位置沒有異常就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