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先生的沉默比先前更長了一些。他坐在櫃檯後面的那把舊藤椅上，雙手擱在桌面上，手指交疊著，目光落在鐵盒邊緣那道被磨損的漆面上，像是在斟酌什麼，又像是在確認時間是否己經走到了對的刻度。吳底沒有催他。書鋪裡很安靜，只有牆角那隻老座鐘的鐘擺在一下一下地晃，發出均勻而沉悶的響動。
然後柳先生動了。他伸手探入鐵盒底部，手指繞過那一沓發黃的賬單和幾封拆了口的舊信，從最底下取出了一件東西——一本薄冊，比手掌略大一圈，封面是深藍色的硬紙，經過多年摩挲己經褪成了近乎灰藍的顏色，邊角磨得圓潤光滑，像是被人反覆拿在手裡翻看過許多遍。書脊處用白線縫著，線頭有些鬆散，但整體還保持著完好的形狀。他沒有立刻遞給吳底，而是先將薄冊平放在桌面上，用手指輕輕按住封面中央，按了一會兒，像是在確認它是否還安穩地待在該待的位置上，又像是在做最後一次判斷。
“1943年秋天尤老闆寄出的那批賬目，”柳先生終於開口了，聲音比剛才更低了一些，“確實是幌子。”
他頓了一下，手指從薄冊上移開，交握在胸前。
“賬目本身沒有任何問題，每一筆收支都是真實的，數字對得上，時間對得上，貨物名稱也都有據可查。但它真正的作用不是記錄錢——它記錄的是人。每一筆支出旁邊備註欄裡的代號，都對應著一個真實的名字，那些名字才是那批賬目裡真正的內容。尤老闆把名字拆成了代號，混在尋常的賬目流水裡，就算有人翻開看，看到的也只是幾筆生意往來，看不出別的。”
吳底聽著，沒有接話。
“那批賬目從太原寄出去之後，在途中被人截走了。”柳先生繼續說，“但結果跟尤老闆預想的不太一樣。賬目沒有落到梁化之手裡，也沒有落到日本人的聯絡官手上——截走它的是另一路人。至於那一路人是誰派來的，尤老闆到去世也沒能完全查清楚。他只知道自己寄出去的東西被人截了，而截走它的人拿到了那份名單，但沒有把名單交給任何一方。”
他說到這裡，重新將薄冊拿起來，往吳底的方向推了一下。“那批賬目在寄出之前，尤老闆自己做了一份抄件，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本。他把原件寄出去，把抄件另走了一條線寄到了北平，讓我收著。他在信裡說，如果以後有人用“城北的秋天”來問，就把這份名單交出去。他說這話的時候，可能己經預感到了什麼。他寄出原件之後三天，抄件到了我手上。三個月後，尤老闆在太原去世。”
吳底伸手接過薄冊，翻開第一頁。紙頁己經泛黃，邊緣有些脆了，但上面的鋼筆字跡還很清晰，藍黑色的墨水寫就，筆畫工整，每個代號後面跟著一個全名，中間用一條細線隔開。他快速掃了一遍第一頁，五個人名，全都不認識。翻到第二頁，又是五個，其中有兩個他隱約覺得在哪裡聽過，但一時想不起來具體是什麼場合。翻到第三頁的時候，他的手指停住了——他在那十五個人名裡看到了三個熟悉的：沈玉成、林文書、王永年。三個人各自對應著不同的代號，分別標註在姓名旁邊。沈玉成後面的備註寫著“聯絡”，林文書後面寫著“轉遞”，王永年後面寫著“保管”。
薄冊一共五頁，記錄的人名跨越了從1941年到1944年的不同時期。每一個人名的後面都標註著一段簡短的備註，說明該人在當時扮演的角色或承擔的功能，短的只有兩三個字，長的也不過一行。吳底將三頁內容反覆看了兩遍，確認自己沒有看漏任何一個人名。
柳先生見他停下來，開口道：“這三個人是名單上僅有的還在太原系統內的。其他人要麼己經離開了太原，要麼己經不在人世了。你能從太原一路查到北平來，說明你手上的線索己經走得比很多人都遠了。”
吳底沒有立刻回應，將薄冊往後翻了兩頁，又看了一遍剩餘的人名，然後合上薄冊，放在桌上，手掌壓著封面。
“這份名單的原件是從哪來的？”他問。
“尤老闆寄出的那批賬目被截之前，他自己留了一份抄件，就是我剛才說的那件事。”柳先生說，“他當時可能己經預感到了路上會出事，所以提前做了備份。抄件是他在原件寄出當天晚上連夜抄的，第二天一早走郵局寄到了北平。我收到的時候，信封上蓋的是三天前的郵戳。三個月後，尤老闆在太原去世，死因對外說是突發心疾，但知道內情的人都不太信。”
吳底將薄冊重新翻開，又看了一遍那十五個名字。有幾個他確定自己從未見過，有幾個他需要回去之後透過賙濟昌的渠道逐一核查身份和現狀。他將薄冊收進懷裡，向柳先生道了謝。
柳先生站起來送他到書鋪門口。門板上的油漆己經剝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紋。吳底伸手去推門時，柳先生在身後低聲說了一句：“這份名單上的第十五個人，沒有寫全名，只寫了一個姓——“宋”。這個姓宋的人，也許還在太原。”
吳底停住了腳步，回頭朝櫃檯的方向望了一眼。柳先生己經轉身走了回去，重新在藤椅上坐下來，戴上了那副老花鏡，拿起櫃檯上那塊軟布，開始擦一本舊書的封皮，動作不緊不慢，專注得像是在做一件非做不可的事。剛才那段對話像是從來沒有發生過。
吳底在門口站了幾秒鐘，然後推開店門走了出去。午後北平的陽光照在衚衕的青磚牆上，他覺得懷裡那本薄冊的分量比看上去要重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