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宋的人。一個在1943年深秋短暫借調至機要科兩個月、記錄欄近乎空白的影子。賙濟昌那份舊登記簿上的“代簽”二字被吳底反覆看了多遍，他將其與那本北平名冊上第十五行孤零零的姓氏放在一起，彷彿兩個半句等著被湊成完整的話。
當天傍晚，吳底再次去了賙濟昌的辦公室，以“舊檔核對”的名義調出了那兩個月內所有標有“宋——代簽”的檔案記錄。賙濟昌讓他自己在鐵皮櫃裡翻，他順著編號一段一段地查，花了將近一個時辰才從一堆泛黃的卷宗中篩出七份與那個簽名有關的檔案。每一份檔案的簽收欄都寫著“宋代簽”，沒有全名，沒有部門歸屬。他將這七份檔案的編號和日期抄錄在隨身攜帶的紙上，將卷宗放回原處。
回去之後他將七份檔案的日期排列出來，發現它們集中在1943年十一月上旬至十二月上旬之間，正好是尤老闆那批賬目被截走之後的一個月內。而那批賬目被截後，經手人之間的關係和交接記錄有相當一部分都留在了這七份檔案的流轉線上。宋姓之人在那個視窗期內承擔了一種“中轉”功能——檔案經過他的簽收後發往不同的方向，而他本人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份接收方的名單上。
第二天一早，吳底去了特警處人事科，以“核對1943年臨時借調記錄”為由翻查了當年的人事登記簿。他在一冊薄薄的1943年秋冬借調人員名冊中找到了那一個“宋”字的完整寫法——宋慶年，註明借調來源為“警察局”。借調原因欄依然空白，但備註欄裡有一個鉛筆寫的標註：“該員於借調期滿後返回原單位，後在1944年秋調離太原，去向未錄。”
“去向未錄”西個字讓吳底的手指在紙面上停了一下。1944年秋調離太原，沒有記錄去向，意味著這個人從特警處的系統裡消失了。他查了警察局那邊1944年的人員調動記錄，但警察局的檔案在日軍投降後己經移交過兩輪，儲存情況不完整。宋慶年在那一年之後便沒有再出現在任何正式的檔案中。
但他從柳先生那裡拿到的薄冊記錄了他還在太原時期的最後一次活動時間——1943年十二月。那之後他的痕跡越來越淡，到1944年秋天就完全消失了。吳底將“宋慶年”這個名字與何副隊長、鄧巡警、王永年三個人在同時期的活動軌跡做了一次橫向比對。何副隊長1943年秋天剛剛開始在特警處嶄露頭角，鄧巡警正處於雙重身份的過渡期，王永年則剛從文書科調往侍衛室。西個人在1943年秋天到1944年春天之間的半年裡都集中在特警處系統內，此後便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當天下午，吳底讓趙元慶以“核查舊檔案”為名去警察局那邊再問了一次，看能不能找到宋慶年離開太原之後是否還有任何通訊地址或登記資訊。趙元慶傍晚回來時帶回了一頁影印件，是警察局舊檔案中一份1944年的人員登記表，上面有宋慶年的名字和一筆備註：“該員於1944年九月離職，遷往榆次。理由：家庭搬遷。”
榆次。那個小城在太原以南不到兩小時的車程，正好是沈玉成當年把女兒接來的地方，也是何副隊長曾經去取過鐵皮箱子的地方。宋慶年去了榆次，而沈玉成的女兒從榆次來到了太原——兩條方向相反的路徑在同一個地理節點上交錯。
吳底將那份登記表的影印件收進抽屜。榆次不算遠，如果宋慶年還在那裡，應該不難找到。他沒有聲張，計劃第二天再去一趟榆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