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的效率不是天生的。”
他說話的時候語速不快,
“我們現在的建設速度比他們當年同期快。
但底子薄,這是沒法繞過去的事。
他們的機床精度比我們高兩個等級,焊接工藝的穩定性也更好。
這些東西我們可以學,可以引進,但需要時間。”
說著,托洛茨基翻了一頁手中的報紙,
“不過話說回來,他們的整套管理體系也是靠革命之後新建的。
韋格納同志在一九二二年就下了死命令——所有工廠的技術引數用同一套標準來定義,不管在德國哪個角落生產的零件尺寸公差都是一樣的。
我們當時還在從不同國家進口不同規格的機床,車間裡一把扳手在不同工段上可能轉的方向都不一樣。
底子不一樣,起步的階段也就不一樣。”
佐林聽完之後沉默了片刻。
“所以德國對我們最大的幫助不只是物資,是那套標準。”
佐林說,
“去年伏爾加河上的那座橋,從勘測到通車用了不到十六個月。
那是德國來的工程師團隊來幫助我們建設的,他們帶來的預製件模組體系和檢驗流程讓整個工期縮短了將近一年。
如果沒有那套方法,按照我們自己的老辦法,那座橋現在可能還在打樁。”
列車駛入一片連綿的森林邊緣,窗外的樹木在晨光中呈現出一種安靜的墨綠色調,樹幹之間的間距均勻,像是經過人工干預後的林地佈局,但野草的姿態自由而自然,在微風中輕輕搖擺著,毛茸茸的穗尖在逆光中被照亮,像懸在半空中的細碎光點。
鐵路線穿過的區域每隔一段就會出現一座新建的集體農莊——紅磚牆的住宅樓排成幾排,屋頂上鋪著灰瓦,煙囪里正冒出早晨做飯時的淺灰色炊煙,在微風中斜斜地飄散開去。
托洛茨基把報紙摺好放回桌面上。
“問題不在某個具體專案的速度快慢,而在整體的系統性。
德國人用二十年時間把全歐洲的工業標準擰成了一個整體。
我們現在的工業體系基礎還不夠穩固,部分割槽域還在用舊裝置,新的標準體系覆蓋率也不足。
這就是為什麼我現在去柏林,不是去討論理念,是去討論對接。”
他的目光落向窗外遠處另一片正在施工中的工地上,那些塔吊和腳手架之間豎著深色標示牌,牌面上的字跡隔著距離看不清,但排列的方式明顯帶有標準化格式的印記。
“我們現在的狀態——”
托洛茨基說,
“——像是一輛跑得很快的車,但底盤是不同年代不同國家產的零件拼起來的。跑起來很快,震動也很大。我們需要把底盤重新焊一遍。焊條在柏林,焊工在柏林,圖紙也在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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