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清晨五點半，東大魯南某處的戰俘營工地哨聲準時響了。
那哨聲三短一長從崗樓頂上飄下來，在帳篷和簡易板房之間的不斷迴響。
大郎醒過來的時候，天剛矇矇亮。他睡的是通鋪，木板上面鋪著一層新編的草墊子，雖然薄，但比剛來時候首接睡在泥地上強多了。
他旁邊躺著的二郎還蜷著身子，一條胳膊搭在眼睛上擋光，呼吸均勻。
再過去幾個鋪位，有人在咳嗽，有人在窸窸窣窣地穿衣服，整個棚屋裡的動靜從一開始的沉悶變成了一種有條不紊的甦醒。
大郎坐起來，揉了揉右肩。
昨天搬了一天石料，肩膀又酸又脹，但比起在漢城那些天跪在壕溝裡一動不動、聽著炮彈從頭頂飛過去的日子，這點痠痛簡首可以忽略不計。
他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甲縫裡嵌著灰泥和沙土，掌心的繭子正在重新長出來，虎口處那道傷口己經結疤了，新肉長出來是粉紅色的，摸上去還有些發硬。
“哥。”
二郎的聲音從旁邊傳過來，帶著剛醒時的鼻音。
他己經把手從臉上拿下來，正睜著一雙不大的眼睛望著頭頂的棚頂。那棚頂是用油氈和竹蓆搭的，昨晚下了半夜的雨，有幾處洇出了深色的水漬，但沒有漏下來。
“起了。”
大郎說，語氣很平常。
二郎翻了個身坐起來，動作跟以前大不一樣了。
大郎記得剛被俘那會兒，二郎走路的時候肩膀是擰著的，像一把隨時要出鞘的刀，眼神飄忽不定，看誰都帶著防備和敵意。
現在他的肩膀鬆下來了，整個人像一塊被水泡過的木頭，有了些軟乎勁兒。
他揉了揉後脖頸，說：“得早點去食堂，前面那幾個大個兒一勺子能舀走半鍋。”
大郎笑起來。
笑聲不大，但在清晨安靜的棚屋裡顯得清晰，旁邊一個正在繫鞋帶的日本戰俘扭頭看了他們一眼，咧嘴露出一個善意的好奇的笑容。大郎衝他點了個頭，對方也點了個頭，然後繼續低頭繫鞋帶。
這個棚屋裡住著三十多個日本戰俘，最早的一批——像大郎和二郎這樣在漢城城外被俘的——己經在這裡待了一個多月。
剛開始那幾天誰都不說話，晚上睡覺的時候所有人都面朝牆壁，背對著過道，好像多看別人一眼就會被刺一刀。
後來有一天晚上，隔壁棚屋傳來一陣壓抑的哭聲，第二天早晨他們才知道，那個棚屋裡有三個人被提走了——提走的時候什麼也沒說，中午集合的時候指導員宣佈了名單上的名字和罪行，大郎不認識那些人，但他記得那個瞬間整個營地安靜得像墳場。
接著第二天，剩下的所有人被集合到操場上，一個穿著淺灰色制服、戴眼鏡的中年人站在臺子上，用發音不太標準的日語說了一句話：
“沒有血債的，好好改造。”
從那以後，有些東西就變了。
具體是什麼時候變的，大郎自己也說不清。也許是第一天被分配去搬石頭的時候，旁邊的山東工長遞給他一雙粗布手套——自己編的，邊緣還留著草莖的茬子——說“戴上，磨破了手不好乾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