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札幌，外面蟬鳴嘶啞。
幾天後，北海道地方檢察院以“殺人罪”對田村流奈提起公訴，田村修以“教唆殺人、遺棄屍體罪”同案被訴，田村浩子以“遺棄屍體罪”被起訴。
庭審第一天，旁聽席坐滿了人。
媒體把田村家圍得水洩不通，標題一個比一個聳動：《精神科醫生全家分屍男裝大佬》《乖女復仇記：一顆頭顱的二十三天》。
流奈出庭的時候，剪了短髮，穿素色襯衫，瘦得幾乎撐不起衣料。
她全程低著頭，只有在被問到“你知道殺人是不對的嗎”時，她才抬了一下眼。
“知道。”她說，“但我不後悔。”
旁聽席一陣騷動。
檢方問：“你父親教你怎麼殺人，你恨他嗎？”
流奈搖頭。
“為什麼？”
她沉默了很久，法庭裡安靜得能聽見空調的風聲。
然後她開口，聲音輕得需要麥克風收音放大才能聽清：
“他讓我做這件事，是因為他相信我做得來。這十幾年他把我當成玻璃一樣供著，碰一下就怕碎了。但那天晚上他把鋸子遞給我的時候，他看著我的眼神——”
她忽然停住了，嘴唇哆嗦了幾下，眼淚毫無預兆地湧出來，順著下巴滴在面前的麥克風上，發出一聲悶悶的“咚”。
“那是他第一次把我當一個正常人看。”
田村修坐在被告席上，雙手戴著手銬，兩行淚無聲地從他眼角滑下來，淌過腮邊的皺紋，砸在制服胸前的編號牌上。
木下坐在旁聽席最後一排。
庭審休庭的時候，他走出去抽菸。
走廊盡頭站著一個年輕女人，穿著黑色風衣，手裡攥著一份今天的報紙，頭版是田村一家的大幅照片。
她注意到木下的視線，轉過頭來。臉上乾乾淨淨的，沒有淚痕。
她指了指報紙上樸仁志的證件照，穿西裝打領帶，一本正經的中年男人樣子。
“我十九歲的時候，在俱樂部被他堵在廁所裡。”她說，“沒人信我。警察問我是不是喝了酒，俱樂部老闆說是我‘打扮太招搖’。後來我換了城市，換了工作，以為這輩子都不用再見他了。”
她把報紙揉成一團，扔進垃圾桶。
“謝謝田村流奈。”她說。
木下把煙掐了，一句話沒說就走了。
外面下起了雨。
札幌的七月雨來得急，天地之間白茫茫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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