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這個動作，她拿起電話，這次撥的是陳老闆。
“陳叔，我需要市裡那家‘文史研究會’的資料。要活的，半死不活的那種最好。另外，幫我物色幾個……有點想法，但一首沒處使勁的本地文史學者。”她的聲音平穩，聽不出什麼情緒。
“你想幹嘛？研討會？”陳老闆反應快。
“嗯。主題我想好了，就叫‘歷史建築保護與產權歷史溯源’。我出經費，以啟明公司支援文化交流的名義。地點、請柬、茶水，都你來安排。”
“會……我來開？你呢？”
“我不在。”林秀兒看著窗外，夜色裡城市的燈火稀疏，“我只發一封賀信，從香港寄過來，越正式越好。會議材料，你幫我把關。”
她頓了頓，語氣放得更緩：“重點，放在‘保護’和‘溯源’上。至於‘溯源’時發現些什麼……案例要真實，但要選得巧。趙師傅那種有故事但相對清晰的，可以提。紡織局宿舍那種公私模糊的，也能說。但最重要的，”她指尖點了點圖紙上最東頭那個紅圈，“是東頭那棟。它的‘多方主張’和‘歷史懸置’，最有代表性。材料裡，把它的來龍去脈，用學者中立的筆調，列清楚就行。不用煽情，不用下結論。”
陳老闆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後咂摸出味來，低低笑了一聲：“高。把問題變成‘課題’，把個體矛盾變成‘公共議題’。你這是要讓人幫你吵，還覺得吵得有意義。”
“學術探討，沒有壞人。”林秀兒淡淡道。
“行，我明白了。交給我。”陳老闆掛了電話。
半個月後，長江邊那座城市的老幹部活動中心，一個小型但“規格不低”的研討會悄然召開。
“不低”是指，請到了幾位省內小有名氣的文史、建築學者，以及市文化局、區文管所的相關負責人。
會議由那個長期經費拮据、主要靠編地方文史小冊子的“研究會”主辦，主席臺背景板上，“香港啟明公司”的 logo 和捐贈單位字樣，印得清清楚楚。
啟明公司的林總未到，但其熱情洋溢的賀信在會上被宣讀，信中再三強調“文化根脈”、“保護為先”、“學術為公”，姿態謙遜得體。
會議前半程中規中矩，學者們照本宣科，談古建築價值，談保護困境。
轉折點出現在自由討論階段。
一位戴著厚眼鏡、頭髮花白的歷史系退休教授，拿著會前下發的《老城區典型建築產權沿革初步調查材料（部分案例）》，舉手發言，聲音因激動而有些顫抖：“同志們，這份材料，我仔細看了，觸目驚心啊！特別是這個‘東頭某宅’的案例，產權竟然可以空懸近西十年，多方主張，檔案矛盾！這不僅僅是產權問題，更是歷史問題，是法律執行和政策銜接的問題！我們的文物，我們的老宅，就在這種‘懸置’中一點點爛掉！這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
他一開口，像點燃了引信。
另一位專攻地方民國史的副教授立刻接上：“王教授說得對！材料裡提到的原紡織局宿舍問題，也極具典型性。單位撤銷後遺留房產的處置，一首是個盲區。居民自行佔用沒有法律依據，但幾十年生活於此的事實又客觀存在。這需要明確的政策指引，需要釐清歷史脈絡，而不是糊里糊塗地拖下去！”
討論迅速從“保護”滑向了“產權釐清”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學者們引經據典，越說越激動，現場氣氛變得異常熱烈。
本地媒體的記者眼睛發亮，筆桿子舞得飛快。
坐在後排的張科長，臉色從一開始的漫不經心，慢慢變得凝重，最後甚至有些發青。
他事先知道有這麼個會，只當是秀兒應付差事的“成果展示”，沒想到這把火，燒的是他腳底下最燙的那片地。
會後第二天，張科長接到了分管副市長的秘書打來的電話，語氣客氣但問題尖銳：“昨天那個研討會……影響不小。材料我們也看到了。市裡很關心，老建築保護是好事，但不能留下法律爭議和維穩隱患。你們局牽頭，儘快摸清那幾個‘典型情況’，拿出個初步意見來。”
張科長額頭冒汗。
他第一個念頭是惱火，覺得被林秀兒擺了一道。
但冷靜下來，他咂摸出別的味道：上級過問，是因為媒體和學者把“保護”和“產權不清”綁在一起說了，這成了一個文化形象問題，也是潛在的穩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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