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電影裡，在那些劇本里，在那些看過他電影的人的心裡。
蘇黎自己演了那個導演。她不需要化妝，不需要表演，她就是那個人。她扛著攝影機，在街上走，拍那些不被看見的人。拍掃大街的環衛工，拍賣煎餅的大媽，拍撿瓶子的老人，拍在橋下睡覺的流浪漢。那些人看著她，有人笑，有人躲，有人問她：“你是拍什麼的？”她說：“拍電影的。”那人說：“拍我們幹什麼？我們又不好看。”蘇黎說：“你們好看。很好看。”
拍了一個月，拍完了。蘇黎自己剪，自己調色，自己配樂。配樂還是那個音樂學院的學生，這次寫了一首很簡單的曲子，只有鋼琴，幾個音符重複著，像一個人在走路。蘇黎聽完，說：“就是它。”
成片出來的那天，蘇黎一個人坐在工作室裡，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六十分鐘，不長。但她覺得，這是她拍過的最好的電影。不是因為技巧，是因為它真。那些畫面，那些人，那些聲音，都是真的。那個扛著攝影機在街上走的導演，也是真的。她關掉播放器，給林楠發了一條訊息。“新片子剪完了。能投電影節嗎？”林楠說：“投。這次投威尼斯。”蘇黎笑了。“你每次都投最大的。”林楠說：“因為你的片子夠格。”
蘇黎把片子寄了出去。然後她開始等。等了兩個月，訊息來了。林楠打電話來的時候，聲音啞了。“程越，入圍了。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蘇黎握著手機，沒有說話。林楠說：“你知不知道，你是第一個連續三年入圍三大電影節的華人導演？”蘇黎說：“不知道。”林楠說：“你就不能激動一下？”蘇黎笑了。“激動。但我在想，帶誰去。”
她帶了小趙，帶了何苗，帶了小雅。她還想帶老吳，但老吳身體不好，不能坐長途飛機。她給老吳打了個電話，老吳說：“程導，你去吧。我在北京替你高興。”蘇黎說：“好。”她掛了電話，站在窗前。窗外的銀杏樹綠了，葉子在風中搖晃，沙沙響。她想起原主，如果他還活著，看到這一幕，他會怎麼想？他會不會覺得，那些年的堅持，值了？她不知道。但她希望他知道。她對著窗外，輕聲說：“程越，你看到了嗎？威尼斯。你的電影，要去威尼斯了。”風吹過來，葉子沙沙響。她不知道那是風，還是原主的回答。但她覺得，他聽到了。他在笑。
威尼斯電影節在九月舉行。蘇黎帶著《導演》的複製，帶著小趙、何苗和小雅，飛了十幾個小時，降落在馬可·波羅機場。小趙己經不是三年前那個剛畢業的學生了，他拍了兩部紀錄片，在業內有了些名氣。但他站在蘇黎旁邊，還是那副緊張的樣子。“程導，威尼斯啊。我想都沒想過能來。”蘇黎笑了。“現在想過了。”
威尼斯是個水城，沒有車，只有船。他們坐著水上巴士，沿著大運河往酒店去。兩岸是老舊的宮殿和教堂，牆壁被海水侵蝕得斑駁陸離，夕陽照在上面，金燦燦的。小趙拿著攝影機一首拍，何苗在旁邊笑他。蘇黎坐在船頭，看著那些建築，心裡很靜。她想起原主，他來過威尼斯嗎？好像沒有。他的電影去過洛迦諾、去過柏林、去過釜山，但沒有來過威尼斯。現在他的電影來了。雖然不是他親自來的，但那些畫面，那些故事，那些他留下的東西，來了。
首映安排在電影節的第西天，晚上九點，在一個古老的影院裡。蘇黎提前一個小時到了，站在影院門口，看著人群慢慢聚集。有影評人，有選片人，有記者，有普通觀眾。她看到了幾個中國面孔，有人認出了她，過來打招呼。“程導，我是你的影迷。《照相館》我看了三遍。《渡口》看了兩遍。今天來看第三部。”蘇黎說：“謝謝。”那人說：“你的片子，每一部都讓我哭。”蘇黎笑了。“這次別哭了。這部片子沒那麼煽情。”那人也笑了。“我儘量。”
燈暗了，銀幕亮了。第一個鏡頭是北京的一條老街，清晨，天還沒亮，路燈還亮著。一個男人扛著攝影機，走在街上。他穿著舊夾克，揹著舊包，頭髮亂糟糟的。那是蘇黎自己。觀眾席安靜了。
電影放了六十分鐘。放完之後，燈亮了。觀眾席沉默了幾秒，然後掌聲響起來。不是那種暴風驟雨般的掌聲，是那種緩緩的、持續的、像潮水一樣的掌聲。有人站起來，然後更多人站起來。蘇黎坐在觀眾席上，沒有站起來。她只是坐在那裡，聽著那些掌聲。她想起原主，想起那個站在窗前看了兩個秋天的人。如果他能聽到這些掌聲，他會怎麼想？他會不會覺得，那些年的堅持，值了？
主持人叫她上臺。她站起來，走上臺，站在話筒前面。臺下那些臉，有西方的，有東方的，有年輕的，有年老的。她想了想，用中文說：“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個導演。他被封殺了，沒有錢，沒有團隊，沒有演員。他自己扛著攝影機，在街上拍。拍了一年，拍了一部電影。沒有人投資，沒有人發行，沒有人放映。他自己租了一個小影院，放了一場。來了七個人。他站在臺上，對著那七個人鞠了一躬。然後他回家，開始寫下一個劇本。”她停了一下。“這個導演，不是我。是很多導演。是那些不被看見、不被聽見、不被理解的導演。他們拍了那麼多電影，卻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這個獎不是給我的，是給他們的。給那些還在拍、還在等、還在堅持的人。”她舉起獎盃。“謝謝威尼斯。謝謝所有看電影的人。”
臺下掌聲雷動。蘇黎鞠了一躬，走下臺。何苗在後臺等她，眼睛紅紅的。“程越，你說得太好了。”蘇黎笑了。“謝謝。”何苗說：“你哭了嗎？”蘇黎摸了摸臉。沒有淚。“沒有。”何苗說：“我哭了。”
蘇黎看著她，抱了她一下。“別哭了。回去還有工作。”
從威尼斯回來之後，蘇黎的生活變得更忙了。採訪、座談、創投會、電影節，邀請一個接一個。她拒絕了大部分，只去了幾個她覺得重要的。有一個是北京電影學院的講座，她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