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轍沉默片刻，道：“定國兄，你在揚州，可曾聽到汴京的訊息？我兄長蘇軾，在黃州，可還安好？”
王鞏的臉色，瞬間變得凝重起來。他壓低聲音道：“子由，我正要告訴你一件事——你兄長蘇軾，己經被貶往儋州了。”
“儋州？”蘇轍心頭一沉。儋州，在海南島，是北宋最偏遠、最荒涼的貶所。蘇軾被貶儋州，意味著他己經被徹底逐出了中原，再無回朝的可能。他想起蘇軾在黃州時，曾寫信給他，說“子由，吾在黃州，雖貧病交加，然心中尚有希望。若能被召回京，吾必與你並肩，完成《古史》之業。”但此刻，蘇軾被貶儋州，這個希望，己經徹底破滅了。
王鞏繼續道：“章惇在朝中，己經徹底掌握了權柄。他藉著‘紹聖’的名義，將元祐舊臣，一一貶逐。呂大防貶安州，己死於貶所；劉摯貶新州，己死於貶所；範純仁貶隨州，己死於貶所。你兄長蘇軾，被貶儋州，生死未卜。你被貶富春，己經算是輕的了。”
蘇轍聽完，久久無語。他望著窗外的長江，江水滔滔東去，不捨晝夜。他想起自己在《古史·秦本紀》中寫的那段話：“秦之亡也，非六國之強，實秦政之暴也；非陳涉之亂，實始皇之虐也。始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二世誅殺大臣，以失民心。於是天下叛秦，秦遂亡。”他想起自己在《古史·三皇本紀》中寫的那段話：“三皇之治也，以德服人，以法安民，以信立國。德者，治之本也；法者，治之器也；信者，治之基也。本立則器用，器用則基固，基固則國治。”1
他忽然意識到，他寫的《古史》，不是一部簡單的歷史書，而是一部關於“治道”的書。他寫三皇，寫五帝，寫夏商周，寫春秋戰國，寫秦朝，寫漢朝，都是在探討同一個問題——如何治國？如何安民？如何使天下太平？他寫《古史》，不是為了記錄歷史，而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他寫《古史》，就是要告訴後人，治國之道，在“中”與“和”；治世之道，在“法”與“信”；聖人之意，在“公”與“民”。
他站起身，對王鞏拱手道：“定國兄，多謝你告訴我這些訊息。我要儘快趕到富春，在那裡完成《古史》的最後修訂。我兄長蘇軾，雖然被貶儋州，但他的精神，不會消失。我會將他的思想，與我的《古史》融合在一起，寫成一部真正的‘道統全史’。”
八月初九，蘇轍與展昭、張墨離開揚州，沿長江南行，經潤州、常州、蘇州，一路向西南。
八月中旬，他們抵達杭州，在杭州城中住了一夜，然後沿富春江溯流而上，向富春行去。
富春江，是錢塘江的上游，發源於安徽黃山，流經淳安、建德、桐廬、富陽，在杭州匯入錢塘江。江水清澈，兩岸青山如屏，峰巒疊翠，風景如畫。蘇轍站在船頭，望著富春江兩岸的風景，心中湧起一陣強烈的感慨——他想起東漢初年的隱士嚴光，字子陵，是光武帝劉秀的同窗好友。劉秀稱帝后，多次徵召嚴光入朝為官，嚴光都拒絕了。他隱居在富春江畔，垂釣度日，後人稱他的釣臺為“嚴子陵釣臺”。嚴光的故事，是華夏隱逸文化的典範，也是蘇轍心中最敬仰的隱士形象之一。
八月十五，船至桐廬。蘇轍在桐廬停船，上岸去尋找嚴子陵釣臺的遺蹟。釣臺位於桐廬縣城以西約十里處，是一座臨江的石臺，高約三丈，臺上有一塊巨石，石上刻著“嚴子陵釣臺”五個大字，字跡蒼勁，傳為唐代書法家顏真卿所書。蘇轍登上釣臺，站在石臺上，望著腳下的富春江，江水清澈見底，游魚可數。他想起嚴光的故事，想起嚴光拒絕劉秀的徵召，選擇隱居富春江畔，垂釣度日，心中湧起一陣強烈的共鳴。
他站在釣臺上，面對富春江，低聲念道：“嚴子陵先生，你以隱逸之身，保全了華夏道統的‘獨立’與‘自由’。你拒絕劉秀的徵召，不是因為你不想為國效力，而是因為你不想被權力所束縛。”
欲知後事如何 且待下回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