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考古跟盜墓，在民眾眼中一個樣。
荒郊野嶺，突然來了這麼一撥身份不明的人，就開始刨土。
這種行為，在當地村民眼中，跟盜墓賊有啥區別？
要刨人家祖墳，誰答應？
真要挖出好東西，想帶走？門都沒有，搞不好就會有械鬥，小命都快折騰沒了。
1926年，李濟發掘西陰村的時候，就遇到類似的問題。
他們僱傭幾十匹大牲口，馱著幾十個大木箱，直接從西陰村出發，結果在榆次站裝車的時候，就被工人扣押了。
因為有工人們懷疑那76個箱子裡有「大寶貝」，不放行。
後來才發現，木箱子裡面裝的是陶片。
其實，不止普通民眾，就連上層人士也有人把考古跟盜墓等同。
甚至1934年還發生了國府要員戴季陶公開發電聲討田野考古發掘的事情。
起因就是當年戴季陶被派遣到陝西撫災。
目之所及，陝西農村破產，盜毀墓葬案層見疊出，又恰逢陝西考古學會在陝西鬥雞臺遺址溝東區發掘，發掘墓葬眾多。
於是，不問緣由，遷怒田野考古，公開致電蔡元培。汪兆銘。王世傑和正在南昌行營坐鎮「剿匪」的常凱申校長控告，強烈譴責各地的田野考古活動，主張嚴禁發掘古墓。
《大公報》以《戴傳賢反對考古請禁科學家發掘古墓的通電》為題，頭版頭條刊登對方的電文。
他的電文言辭激烈，可謂是痛心疾首。
其中，有一段原文是這樣寫：
「古代於自掘禁墓者，處以凌遲。現今各省亦有死刑處之者。今諸君子何心？而自掘民族全體所應共愛共敬之古人墳墓，以自傷其祖先之德，敗其同胞之行，而引後世子孫以不正之趨向耶。」
他的電文一齣，輿論譁然！
學界開始據理力爭。
蔡元培聯絡李濟等人，然後傅斯年開始覆函反駁。
回函比較客氣，大致意思是這樣：
「理解戴院長擔憂，但是不認同戴院長的指責，掘墓的惡風早就有，這鍋田野發掘不背。不僅如此，我們還呼籲禁止掘墓惡風，絕對沒有破壞民族歷史。」
丁文江也站出來發文反駁戴季陶的觀點。
他當時是中研院總幹事，曾經擔任周口店遺址發掘專案的名譽主持人，他當然不認同戴季陶的觀點。
甚至，蔡元培給戴季陶回電為新生的田野考古學辯護。
主持陝西考古學會工作的徐旭生事後也發文解釋整件事的經過，反駁戴季陶的不實言論，還抨擊對方的舉動是阻礙科學。
「發現古蹟，並不以掘墓為目標，即考古家欲知之古代歷史與文化，……蓋發掘是把陵墓內所藏之物一概取出，送至博物館供科學家之研究，深望社會認識考古並非掘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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