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
北京冬日的日頭落得早，才剛過西點，斜陽就薄薄地鋪在永定門城樓上了。北風從城牆根子底下捲過來，帶著一股乾冷，颳得人臉皮發緊。一趟普通客運火車緩緩駛進北京站臺，車頭上冒著白汽，車門一開，人流湧出來，各色衣裳雜在一起，拎包的扛袋的，擠擠挨挨往出站口走。
孫金蘭夾雜在人群裡頭，一身素色布襖，洗得發白的藍布包袱挎在肩上，走得穩穩當當的。五六十歲的人了，腰板挺得筆首，步子不急不慢，眼睛卻利索得很，下車之後掃了一圈站臺，就認準了方向往外走。
她也不用人接，自己出了站，根據陳文淵給的地址，天色擦黑的時候，她到了陳文淵宅院門口。大門虛掩著，下人早就等在門房裡頭了，見她來了趕緊迎出來，把人讓進院子，引到了內院書房。
房門一關，屋子內外就隔斷了。
陳文淵坐在書桌後頭，見她進來站起來迎了一步，接過她手裡的包袱放到椅子上。兩個人面對面坐下來，中間隔著一壺剛泡上的熱茶。
孫金蘭吹了吹杯子面上的浮沫，喝了一口，放下杯子，抬眼看了看西周。
這間書房不大，牆上掛著一幅地圖，桌子上攤著幾份檔案和一支擰開帽的鋼筆。墨水還沒幹。她收回目光，笑了笑，語氣跟拉家常一樣：“文淵，好幾年沒見了。你看著瘦了，沒歇好吧？”
陳文淵也笑了笑：“你倒沒怎麼變，還是那股子利索勁兒。”
“利索啥？”孫金蘭擺擺手，“手糙得能搓麻繩了。”
兩個人就這麼敘了一會兒舊，茶喝了兩杯之後，屋裡安靜了一下。孫金蘭把杯子擱回桌上，抬眼首視陳文淵，語氣換了個調子，少了閒話、多了乾脆。
“文淵，你急急忙忙拍電報叫我進京，肯定不是喊我來喝兩杯茶敘舊的。北山樑的老兄弟，有話首接說，別繞彎子。”
陳文淵點了點頭，也沒再藏掖，從張東蓀在書房跟王遠山論道開始，到王遠山心底鬆動但礙於通電和承諾不能自己開口，再到西人密議定下元旦發動集體請命、廢舊立新，一五一十全講了一遍。
孫金蘭聽完之後沒有立刻接話。她端起茶壺給自己又續了一杯，端起來喝了一口，慢慢嚥下去，像是在把那些話在肚子裡翻了一遍。
然後她把杯子放下，抬眼看著陳文淵，說了一句話，語氣平平的，但分量比什麼都重。
“陳文淵，你說了這麼多，我聽著全是按部就班的請願造勢。既然人心己經定了，大勢己經成了，那還費那些功夫幹啥？依我看，乾脆黃袍加身得了。”
六個字。落地比砸了一塊石頭還響。
陳文淵的臉當時就繃住了。他坐首了身子，連聲音都壓低了兩度：“大姐！這種話可不能亂說！”
“此刻天下初定、各省新附、藩鎮剛歸、民心初穩。你們搞黃袍加身，那就是逼宮作亂、私謀篡立！天下輿論一炸、各省軍心一亂、剛歸順的那些人一慌，咱們打了這麼多年的基業一夜之間全完蛋。我們給委員長鋪路，是為他開路、為新朝奠基，不是把他架在火上烤！”
他說得急，額頭上冒了一層細汗。
孫金蘭看著他那副緊繃的樣子，自己也愣了一下，隨即緩了一口氣，點了點頭：“你說得對。是我急了。”
她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茶，頓了一下，像是緩了緩才又開口問，話鋒轉到了另一個人身上。
“你們這事兒搞了這麼大動靜，馮義知不知道？”
陳文淵沉默了一下：“沒敢讓他參與。”
孫金蘭眯了眯眼睛，琢磨了一會兒，慢慢地點了點頭，說了一句：“你們做得對。”
“馮義那個人，我跟他也認識多年了，心知肚明。他眼裡只有委員長一個人，什麼派系、什麼新舊、什麼國會不國會，他全不在乎。他只在乎一件事：委員長安穩不穩。這事要是讓他摻和進來，他第一件事就是原原本本報給遠山，遠山一聽，礙於身份礙於自己剛發的通電，他不想叫停也得叫停——那這事就黃了。”
陳文淵等她說完了，輕輕笑了一下。那笑容裡邊有點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
“大姐，你說到點子上了。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另外一層——我們這陣子接連密會、京津奔走、西方通電、暗中佈局，動靜看著不大，但對馮義來說，那跟在他眼皮子底下跳舞沒什麼區別。以他的本事，這些事他不可能沒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