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安康查了名冊。她小孫子確實在冊，備註寫著“隨父同行，觀望未參與”。他掏出鋼筆，把那條備註劃掉，在旁邊寫了個“年少無知，免”。
劃的時候他想到，要是被上面查出來怎麼辦。他又想，查出來再說吧。
老太婆千恩萬謝地走了。張安康的筆帽咬在嘴裡，金屬皮被咬出了牙印。
附亂人員統一發配外蒙古的時間是西月二十八日。從洛陽到外蒙古，兩千多里路，萬人隊伍登上火車的那天早上，張安康沒去送。他坐在支隊辦公室裡寫報告，寫了又撕，撕了又寫。最後交上去的那版寫了三千多字，把行動過程交代得乾乾淨淨，只是在“附亂人員分類處置建議”那一欄，他用最小的字在括號里加了一句：“部分人員情節輕微，建議後續複核釋放。”
後來這份報告往上交的時候，被洛陽總隊打了回來，理由是格式不對，讓他重新謄抄一遍。他抄了，但那個括號沒有抄進去。
西月三十日夜，洛陽城裡出奇的安靜。白天街上人少了很多，有些鋪子乾脆關了門，說是“盤點歇業”。但晚上張安康路過南關糧市的時候，看見幾個老婆子蹲在路邊小聲哭著——她們的兒子或孫子前幾天被拉走了，家裡忽然沒了勞動力，春耕馬上要到了。
張安康在暗處站了一會兒。他聽見其中一個老婆子說：“劉老爺每年春上借糧給我們度荒，今年誰借？”
另一個說：“官府不是說要發賑濟嗎？”
“發什麼發，我今兒去了趟縣署，門口貼告示說等上面撥款，讓等。”
張平安離開了那裡，走得很慢。
五月一日零點，新政正式頒佈。張安康是第二天早上看到全文的。電報機吐出的紙條粘在一起，他一點一點扯開，逐條看完。看到“廢除納妾”和“拆分大族公產”時，他想起了劉家的那間賬房。三個月的抄賬生涯裡，他見過劉敬堂用公中的錢接濟過十來個念不起書的窮孩子，也見過劉敬堂把族裡一個偷賣公田的遠房侄子打了二十板子趕出去。劉家不乾淨，但也不全是髒的。
新政配套的三十萬識字兵，五月三號開始陸續抵達各縣。洛寧縣來了西十七個人，都是二十出頭的年輕後生，穿灰布短裝，拿藍皮冊子，臉上帶著那種初次辦大事的鄭重和緊張。張安康負責給他們安排住宿，安頓好之後坐下來吃了頓晚飯，饅頭就鹹菜。
有個叫周孝文的年輕人吃得急，嗆著了，張安康拍了拍他的背。周孝文抹著嘴說：“張副支，您說這工作咋幹？我們接到的命令是走家串戶宣講新法，但今下午我去了一戶，人家開門看了我一眼就把門摔上了。”
“摔了三次之後呢？”張安康問。
“然後我就蹲門口唸，隔著門念。”周孝文說，“唸了三遍，後來那家老太太出來給我倒了碗水，還是不讓進屋。”
“那就行了。”張安康說，“能讓老太太倒水，這步就走通了。”
周孝文眼睛亮了一下。張平安沒再說話，繼續吃饅頭。
五月八號開始，各地開始有反彈的跡象。先是豫南幾個縣傳出“新法拆祠堂不敬祖宗”的說法，然後皖北有人串聯要聯名上京“陳情”，再然後是湘西一個鎮子，識字兵下鄉宣講的時候被村民圍了，沒動手，但人圍了整整一天，不讓他們走也不讓他們講，就說一句話：“我們聽劉老爺的。”
洛陽的案子剛剛過去半個月，但民間的聲音己經換了一副面孔。那些最開始的恐懼正在退潮，新的、更復雜的情緒在底下翻湧。有人在夜裡往縣署大門上潑了墨，寫的是“殺人者還命”。有人開始傳一些話，說劉敬堂行刑之前喊過冤，說他根本沒造謠，是被人栽贓的。還有人說，王家那個抄沒的當鋪裡，掌櫃的悄悄藏了一本賬，上面記著洛陽幾個高官每年從劉家收的孝敬錢。
張安康聽到這些傳言的時候正在看一張地圖。外蒙古的地圖，他託人弄來的。上面被鉛筆畫了很多圈，墾區、驛站、邊防哨所，密密麻麻的。他在一個叫“烏拉特中旗”的地方停住了手指——那裡是劉敬堂家眷被分配到的墾區。
窗外又下雨了。雨點打在玻璃上，順著往下淌，像誰拿毛筆在紙上慢慢畫了一筆。
張安康把地圖捲起來塞進抽屜，起身去接電話。鈴聲己經響了三遍了。
“喂，張安康。”
電話那頭是總隊辦公室的文書，聲音壓得很低：“張副支，剛收到密電，皖北那邊有人正式打出旗號了，叫什麼‘清君側聯會’，己經聯絡了周邊縣。省裡讓咱們做好跨區協防的準備。”
張安康聽完，說：“知道了。”
他擱下電話，窗外的雨更大了些。他摸出一根菸點上，吸了一口，煙霧散在潮溼的空氣裡，久久不散。
雨聲中他隱約聽見遠處有人在喊，聽不清喊什麼。可能是街上的醉漢，也可能是別的什麼。
他捻滅了煙，把抽屜裡的地圖又拿了出來，展開，重新看了一眼烏拉特中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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