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月接手會館賬房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套新的記賬制度。她花了整整十天時間，把過去五年混亂的賬簿全部重新整理了一遍，每一筆收支都重新歸類、編號、登記，做到有據可查。她又制定了一套新的規章——每一筆支出必須有經手人、驗收人和審批人三道簽字，缺一不可；大額支出必須經過至少兩位副會長的聯名批准；每月月底盤點庫存現金，與賬目核對；每季度向會員公佈收支摘要。
謝文炳對她的工作效率和條理性非常滿意，在會館的議事會上公開表揚了她。阿月一下子成了會館裡的名人，大家都知道新來的女賬房雖然年紀輕輕，但做起事來比男人還利索。
然而，隨著她對會館賬目的深入瞭解，一些讓她不安的蛛絲馬跡開始浮出水面。
那是一個看似平常的下午。阿月在整理去年的一疊舊單據時，發現了一張採買香燭的收據，金額是西塊七角錢。這張收據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同樣的採買專案，在同一個月裡出現了兩次，經手人簽名是同一個人——會館的管事之一，鍾德貴。
鍾德貴不是她的本家，只是恰好同名不同姓。他是會館的老人了，在會館做了將近二十年，主要負責會館的日常物資採購和活動籌備。此人平時沉默寡言，做事也算勤勉，在會館裡人緣不錯，大家對他的評價是“老實人”。
阿月把那張重複的收據抽出來，夾在賬本里，沒有聲張。
接下來的幾天，她開始暗中留意鍾德貴經手的所有采購專案。她把過去兩年的採購單據全部翻了出來，一筆一筆地核對，比對市場價格，比對採購數量，比對實際使用情況。幾天下來，她的心情越來越沉重。
她發現，鍾德貴經手的採購專案中，至少有十幾筆存在不同程度的貓膩。有的是重複報銷——同一批貨物開了兩張收據，報了兩次賬；有的是虛報數量——明明買了十斤香油，報的是十五斤；有的是抬高單價——市場上三毛錢一斤的蠟燭，他報的是五毛錢一斤。零零碎碎加起來，數額不算巨大，但積少成多，兩年下來，至少有三西十塊銀元落入了他的口袋。
阿月把那些有問題的單據一一抽出來，單獨放在一個信封裡，鎖進了自己的抽屜。
她沒有馬上告訴謝文炳。
不是因為她想包庇鍾德貴，而是因為她心裡很清楚——鍾德貴在會館做了二十年，人脈深厚，關係盤根錯節。他雖然是管事，但他的哥哥鍾德福是會館的另一位副會長，在會館裡的地位僅次於謝文炳。如果她把這件事捅出去，就等於首接得罪了鍾德福。而鍾德福在會館裡有一批擁躉，一旦鬧起來，整個會館都可能陷入分裂。
阿月陷入了兩難。
她一個人坐在賬房裡，對著那盞油燈，看著信封裡那些單據，心裡反覆權衡著利弊。
如果她裝作沒發現，繼續保持沉默，那鍾德貴會繼續貪墨，會館的損失會越來越大。而她作為賬房，明知有問題卻不報告，本身就是失職。
但如果她揭發了，鍾德福那一派的人必然會反彈。她一個外來的年輕姑娘，在會館裡根基尚淺，拿什麼跟人家鬥？到時候不但扳不倒鍾德貴，反而可能把自己搭進去。
她猶豫了好幾天，吃不好睡不好，整個人瘦了一圈。
英姐看出了她的不對勁。有一天晚上，英姐收攤後提著一碗糖水來看她，看到她一臉憔悴，把糖水往桌上一放，開門見山地問：“說吧，又遇到什麼難事了？”
阿月猶豫了一下，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了英姐。
英姐聽完，沒有馬上表態。她端起自己的那碗糖水，慢慢地喝了一口，然後放下碗，說了一句話：“阿月，你聽說過一句話嗎——‘做賊的人，最怕的不是官，是知道內情的人。’”
阿月愣了一下：“什麼意思？”
“鍾德貴貪墨的事，你以為只有你一個人知道嗎？”英姐說，“他在會館做了二十年，手腳不乾淨，不可能一點風聲都沒漏出來。謝文炳為什麼請你來查賬？因為他心裡早就有了懷疑，只是沒有證據。他需要一個外人來做這件事。”
阿月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你現在手裡有證據，怕什麼？”英姐說，“你怕得罪人？我告訴你，阿月，在這個世界上，你不得罪這個人，就會得罪那個人。你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滿意。你只需要問自己一個問題——你做這件事，是對得起良心，還是對不起良心？”
阿月沉默了很久。
然後她站起來，開啟抽屜，拿出那個裝著單據的信封，走出了賬房。
她徑首去了謝文炳的住處。
謝文炳正在書房裡看書，看到阿月深夜來訪，有些意外。阿月沒有多說廢話，首接把信封放在了他的書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