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蘇炎被電話鈴聲吵醒了。
它從床上爬起來，走到老村長家。老村長己經把聽筒遞過來了。
“蘇記者，是我。”王局長的聲音有點啞，“老陳把資料收到了嗎？”
“收到了。”蘇炎說，“我看了一部分。王局長，這個案子……”
“不好寫吧？”王局長接話，“老陳追了這個案子二十年。他說，這個案子讓他覺得，有些悲劇不是一個人的錯。是社會推著人走向了那個結局。”
蘇炎沉默了一會兒。“王局長，阿宏……他當年有沒有人幫他？律師？家屬？”
“有。很多人幫他。”王局長說，“文化界、宗教界、學術界，很多人聯名上書，請求暫緩執行。但沒用。案子審得很快，判得很快，執行得也很快。他自首之後不到一年就執行了。”
不到一年。蘇炎想起東洋市的案子，從案發到自首，等了三十三年。而阿宏只等了不到一年。同樣是三條人命，一個人等了三十三年才說對不起，一個人當天就去說了對不起。但後者的結果，比前者更早畫上句號。
“王局長，老陳有沒有說，阿宏的家裡人現在怎麼樣了？”
“他的父母還健在，住在山裡。老陳去看過他們。他們每年都會去給阿宏掃墓。他母親每次去都哭，哭完了說‘我兒子不是壞人’。”王局長的聲音更低了一些，“蘇記者，老陳讓我轉告你——寫這個案子的時候，別隻寫阿宏。也寫寫那些人。那些騙他的、剝削他的、罵他的人。這個悲劇裡，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蘇炎掛了電話，站在老村長家的堂屋裡，沉默了很久。
老村長端著一碗粥走出來。“蘇炎，吃點東西。”
蘇炎接過粥碗，喝了一口。粥很燙，燙得它眼淚差點掉下來。不是燙的，是別的什麼。
“表叔，”它說，“您覺得一個十九歲的孩子殺了人，應該判死刑嗎？”
老村長愣了一下。他坐下來，抽了一口旱菸。
“那得看為什麼殺。”老村長說，“如果是故意殺人，沒得說。但如果是因為被人逼到絕路上……那就不好說了。”
“他被中介騙了，被老闆扣了身份證，每天工作十七個小時，幹了八天，老闆說他倒欠錢。他不幹了，想走，老闆不還身份證，還罵他是‘番仔’。”
老村長沉默了很長時間。
“十九歲，”他慢慢開口，“我十九歲的時候，還在田裡幹活呢。那還是個孩子。”
蘇炎點了點頭。它把碗裡的粥喝完，站起來。
“表叔，我回去寫稿子了。”
蘇炎回到老屋，坐在桌前，翻開老陳的資料。它找到了一份當年的請願書，上面密密麻麻籤滿了名字。有教授、有作家、有律師、有神父、有記者。他們用各自的方式，為一個素不相識的十九歲孩子求情。
蘇炎把請願書從頭到尾看了一遍。
“我們懇請總統閣下，對阿宏案格外複議。他不是罪大惡極的慣犯，他是一個被社會推向絕境的年輕人。他的犯罪行為應當受到懲罰，但死刑是否過重？一個十九歲的生命，是否應當被如此輕率地終結？”
輕率。蘇炎盯著這個詞看了很久。
它想起東洋市的案子，警方調查了很久，審判了很久，最後兇手自首了。但阿宏的案子，從案發到執行，不到一年。快得讓人覺得，沒有人真的在意這個十九歲的孩子到底經歷了什麼。
蘇炎鋪開稿紙，繼續寫。
它寫了阿宏的童年。山裡長大的孩子，從小在山野間奔跑，會唱族裡的歌謠，會寫簡單的詩。他考上了師範學校，是村裡少數幾個考上學校的年輕人。村裡人都為他驕傲。他離家去上學的那天，全村人都來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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