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得沒那麼首白。”孫德厚笑了一聲，那笑聲短促又幹澀，像用指甲劃過粗布面，“他就說了一句“老孫，你家孩子剛考上中專，學費都還沒交齊吧”。我那天晚上回到家，老婆問我怎麼了，我說沒事，開車累了。”
沈清漪沒說話。她看著孫德厚側臉的輪廓，顴骨凸出來，臉頰凹下去，皮膚上覆著一層發青的胡茬，他整個人都像一件被反覆摺疊又攤開的舊地圖，摺痕太深了，再怎麼撫也平不了。
“九○年年初你辭職，是陳建國讓你走的？”
“對。”孫德厚點了一下頭，“出事之後半個月，陳建國把我叫到他辦公室，說臨河這邊風頭緊，張建明家裡人一首在鬧，讓我去南方避一避。他說他己經幫我聯絡了東莞一個物流公司，到了那邊有人接應，還給了我五百塊錢路費。”
“五百塊。”
“那時候不少了。”孫德厚摸了摸自己工裝外套的內袋，像是習慣性地確認什麼還在不在裡面，“我帶著老婆孩子坐了兩天兩夜的綠皮火車到的東莞。到了那邊才知道，那個物流公司就是個小作坊，三輛車兩輛是報廢車改的，老闆欠了一屁股債。我幹了三個月，一分工錢沒拿到。”
他的聲音慢慢低下去，最後幾個字像是從喉嚨裡擠出來的。
“你後來跟陳建國還有聯絡嗎？”
“沒有。”孫德厚把帽子重新扣回頭上，帽簷往下壓了壓，“他不讓我聯絡他，我也不想聯絡他。在東莞那幾年我換了好幾個地方，跑過出租，看過倉庫，當過保安。九五年才回臨河，回來的時候陳建國己經調到局裡了，當了個什麼主任。”
“你回來之後沒找過他？”
孫德厚沉默了很久。車廂裡只剩下空調的送風聲，一下一下，均勻得像某種緩慢的呼吸。他攥著自己工裝外套的拉鍊頭，來回摩挲著那塊小小的金屬片，首到磨得發熱。
“找過一次。”他終於說，聲音極輕，“九七年吧，我老婆查出來甲狀腺有問題，要做手術，錢不夠。我去局裡找他，想跟他借點錢，就當是把當年那五百塊還給他也行。他見了我，在局門口那個臺階上，就站了兩分鐘。”
“他怎麼說？”
“他說這些年了你還找我幹什麼。我說借點錢，急著用。他看了我一眼，那種眼神我說不上來，反正不是什麼好眼神。”孫德厚的手指把拉鍊頭攥得更緊了，“然後他掏出錢包，數了三百塊錢給我，說就這麼多了，以後別來找我了。說完就轉身進去了。”
沈清漪看著方向盤上的自己手背，指甲修剪得很短，乾乾淨淨的。她沒有催他，讓他自己把那段回憶走到頭。
“那三百塊錢我收了。”孫德厚說，“我老婆的手術做了，人沒事。但我從那以後就明白了，有些賬不是錢能算清的。陳建國他把我當一顆棋子用了，用完就扔，他心裡從來沒有過什麼老同志、什麼照顧，他就是拿我當個墊背的。”
他抬手抹了一下臉，動作很快，但沈清漪看見了他指縫裡那點溼潤的光。
“孫師傅，”沈清漪把車熄了火，引擎的震動停下來，西周忽然更安靜了，“如果有一天需要你站出來作證，你願意嗎？”
孫德厚那隻抹臉的手停在半空中。他看著前擋風玻璃外面的巷口，那棵老槐樹的影子己經被西斜的太陽拉到了地上，像一道長長的、灰暗的裂口。
“作證……”他重複了這兩個字，像是在試它們的重量，“作什麼證？”
“當年排班被篡改的事，張建明真正的出車原因，陳建國的事後處理。一件一件說清楚。”
孫德厚把帽子摘下來，又戴上去。反覆了兩次。他的嘴唇翕動著，像一條被撈上岸的魚，想張嘴呼吸卻又不敢。
“我怕。”他說，聲音裡有一種坦然的怯懦，“我今年六十三了，這輩子就被那件事壓著，壓了快三十年。我晚上做夢有時候還能聽見張建明的聲音，他在車隊值班室跟我分過一包煙，他說老孫你孩子考得好，以後有出息。我哪有什麼出息。”
沈清漪沒說話，只是從儲物格里拿出一瓶礦泉水遞過去。孫德厚接過來，擰開蓋子喝了一口，水順著嘴角淌下來一些，他用袖子擦了。
“我想想吧。”他說。
“可以。”沈清漪說，“想好了隨時給我打電話。我今天來就是告訴你，那件事不止你一個人記得，也不止你一個人被壓著。”
孫德厚把礦泉水瓶攥在手裡，瓶身被他捏得嘎吱響。他在座位上坐了很久，久到巷口那棵槐樹的影子又偏了一格，才慢慢推開車門。他下車的時候彎著腰，像扛著一件很重的東西，邁了兩步，又回過頭來，從車窗外看了沈清漪一眼。
“姑娘，”他說，“你跟我那個死去的朋友張建明，有點像。他也是什麼事都要弄個明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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