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線第一百零二日上午，遠端作證螢幕依次亮起。
法庭沒有讓所有人排成一列，也沒有要求她們用真實姓名交換可信。有人只保留聲音，有人用遮擋畫面，有人提交經過本人確認的書面陳述。每一份證言開始前，審判長都先說明：她們只需要講自己能夠確認的經歷，不必替別人證明，也不必回答與案件無關的隱私。
第一名是S-09。
螢幕裡只有一把空椅子和經過處理的聲音。
“我今天不說我後來過得有多慘。”她開口，“我只說三年前，我說過什麼。”
她說自己第一次拒絕Z-3時，理由是藥袋沒有名稱、護士也不肯說明成分。護理原件寫著“拒絕不明藥物”，專案摘要卻變成“對治療抱有敵意”。她第二次要求報警，因為隔壁病房有人夜裡呼吸異常；原始交班記錄留下號碼，正式病歷只剩“被害內容擴大”。
辯護律師追問，她能否確認隔壁病人當時的症狀由Z-3造成。
“不能。”S-09回答，“我沒有看見她用的是什麼，也不是醫生。”
“那你今天的陳述，不能證明藥物傷害。”
“我沒有說它能。”她停了一下，“我證明的是，我當時說了一個具體事實，他們沒有去查，而是先把我寫成不可信。”
她沒有把不知道的部分補全。
第二名證人沒有出聲。
書記員宣讀她親自確認的書面陳述。她曾被明康記錄為“治療後停止反覆聯絡家屬”。真實情況是，手機被收走，固定電話許可權被關閉，寫下的號碼也在查房時被撕掉。
她在陳述最後寫：
**我不是不再想找人，是己經沒有辦法找。**
辯方指出，她的門禁記錄缺失兩天，無法確認每一次限制都由何遠舟親自下令。檢方接受這個邊界，只將她的證言與專案許可權表、裝置日誌和護理原件放在一起質證，不要求她替指揮鏈作結論。
第三塊螢幕亮起前，法庭先核對了一份被何遠舟反覆引用的《自願治療同意書》。
簽名確實屬於證人本人。
她沒有否認。
“字是我寫的。”經過變聲的聲音說，“但他們只讓我看最後一頁。護士告訴我，不籤就不能見孩子，也不能離開觀察室。”
辯方指出，沒有錄影證明當時存在威脅。證人承認自己無法提供完整現場影像，只能確認簽名環境、在場人員和簽字後仍被鎖門的事實。檢方隨即提交同日門禁、探視申請和護理交班。三份記錄不能自動證明每一句威脅，卻能證明她簽字前後都沒有獲得自由離開的機會，也沒有拿到包含Z-3風險和退出條件的完整文字。
審判長當庭說明，簽名真實性與同意是否真實、自願、充分知情，是兩個不同問題。
她沒有要求法庭宣佈所有醫療同意書無效。
她只說：“他們後來總拿那張紙問我，你自己籤的，為什麼還要報警。可我籤的那一頁，從來沒寫報警會被當成病。”
第三塊螢幕上出現的是一雙放在桌面的手。
證人選擇使用現名，不恢復原家庭姓名。她講的不是用藥，而是所謂“家屬接回”。明康曾把她送回參與強制收治的丈夫身邊，並在效果統計中寫“家庭關係改善”。她離開後再次遭到控制，首到多年後才獨自逃走。
“你為什麼不願公開真實姓名？”辯護律師問。
“因為我現在的生活不屬於這個案子。”她說，“我來證明那次轉運不是我的選擇，不是來把住址交給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