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報記者要來採訪的訊息，在紅星村傳得比海風還快。
第二天一早，老支書就帶著幾個村幹部在村委會門口掃院子。平時堆在牆角的那幾筐破漁網被搬走了，停在門口的腳踏車也被重新擺成一排，車頭統一朝外，看著整齊了不少。村委會門口那塊掉了漆的木牌子，老支書讓文書用溼抹布擦了兩遍，又找了瓶快乾透的紅油漆，把“紅星村”三個字重新描了一遍。描得不太均勻，有些地方顏色深，有些地方顏色淺，但遠遠看上去，總算有了幾分精氣神。
“大海，記者來了你打頭陣。你是萬漁場的門面。”老支書把油漆刷子擱在舊報紙上，搓著手上的紅漆印子，“我跟村幹部在後面配合。記者要看冷庫就看冷庫，要看碼頭就看碼頭，要看漁船就上漁船。唯一一條，不該說的別說。”
“我知道。”王大海蹲在村委會門口的臺階上，手裡夾著一支菸，“老支書，哪些算不該說的？”
老支書瞥了他一眼，似乎在判斷他是真不知道還是在考自己。但最終還是掰著手指頭數了起來：“何永福的事，不要說。蒼南方大彪的事，不要說。省城何家的事，更不要說。記者問起來，就說萬漁場是在改革開放的好政策下發展起來的，是集體經濟的典型，是漁民勤勞致富的代表。”
王大海笑了一聲：“老支書，您這套話，比縣裡宣傳科的幹部還熟練。”
“你以為我當了三十年村支書，白當的？”老支書也笑了，笑著笑著又嚴肅起來，“大海，我不是跟你開玩笑。省報的記者，筆桿子比縣裡的硬。他們寫出來的東西，是要送到省領導辦公桌上的。寫好了，萬漁場就是全省的標杆。寫歪了，一句話就能讓人琢磨出別的意思。咱們這種私營漁場，在政策上本來就處在灰色地帶，說你是集體經濟也行，說你是資本主義尾巴也行，全看上面怎麼定性。你說話一定要過腦子。”
王大海掐滅菸頭，站了起來：“我記住了。”
當天下午，省報記者就到了。來得比所有人預想的都快。
一輛灰綠色的北京吉普沿著村裡的泥皮沙石路搖搖晃晃地開過來，車身上濺滿了泥點子。車門一開，先跳下來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穿深藍色中山裝，胸前彆著一支鋼筆，肩上挎著一個黑色人造革相機包。隨後下來的是個戴眼鏡的年輕姑娘，齊耳短髮，手裡抱著一個厚厚的筆記本和一臺錄音機。最後下車的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瘦高個，面容清瘦，穿著一件洗得有些發白的灰色呢子大衣，氣質斯文，眼神卻很銳利。他站在村口四處打量了一圈，目光在遠處碼頭上的萬漁一號上停留了片刻，然後才朝村委會走來。
“是紅星村的王大海同志吧？”中年人伸出手，握得很有力，“我是省報農村部的記者，我姓方。這兩位是我的同事，小周和小楊。縣裡推薦你們萬漁場作為漁業改革的典型，我們這次來，主要是想採訪一下你們的創業歷程和經營模式。”
王大海握著他的手，心裡迅速地過了一遍這個人的資訊。姓方的記者，省報農村部。省報他偶爾也看，農村部的版面上確實有個姓方的記者，文章寫得紮實，對基層情況很熟悉，不是那種坐在辦公室裡編材料的筆桿子。這個人的問題會問得很細，不能糊弄。
“方記者，歡迎。先到村委會坐坐？”
“不急。”方記者擺擺手，“能不能先帶我們到碼頭和冷庫轉轉？我想先看看實際的生產情況，回來再坐下聊。”
王大海點了點頭。這個記者不按常規出牌，一般採訪都是先座談、再看現場，他倒過來，說明他想先用自己的眼睛看，再帶著問題來問。
碼頭上，萬漁一號正在進行遠航歸來的全面檢修。阿旺帶著船員們在甲板上忙活，陳老三鑽在機艙裡檢查新換上的高壓油泵，柴油機的氣缸蓋拆下來放在一邊，缸壁在陽光下泛著油亮的光澤。船尾的漁網被全部拖到碼頭上攤開晾曬，幾個漁民蹲在網邊補網眼，梭子在網線之間上下翻飛，動作快得讓人眼花繚亂。空氣裡瀰漫著柴油、海鹽和曬網特有的尼龍焦味，混在一起，說不上好聞，但這就是漁港最真實的味道。
方記者在碼頭上站了很久。他沒有急著問問題，只是站在那裡看。看阿旺指揮船員搬運備件，看陳老三拿扳手擰緊油管接頭，看那幾個補網的漁民手裡翻飛的梭子。小周舉著相機在旁邊拍照，快門聲咔嚓咔嚓地響。小楊開啟錄音機，舉著麥克風跟在後面錄環境音，海鷗的叫聲、浪花拍岸的聲音、柴油機的轟鳴聲，一樣一樣地收進去。
“這條船，是你們自己造的？”方記者終於開口了，抬頭看著萬漁一號高大的船艏。
“自己造的。縣造船廠承建，我們出技術要求和資金。船體是鋼殼的，吃水深，抗風浪，能跑遠洋。”王大海拍了拍船舷的鋼板，聲音在鋼殼上發出沉悶的迴響，“全省第一條私營鋼殼遠洋漁船。”
方記者點了點頭，沒有追問，但王大海注意到他讓旁邊的小楊在筆記本上記了些什麼。他領著一行人穿過碼頭，往冷庫方向走。路過製冰車間的時候，張老四正在出冰。電動葫蘆嘎吱嘎吱地響，巨大的冰桶從鹽水池裡被提上來，翻轉、傾倒，晶瑩剔透的大冰磚順著滑道呼嘯而下，砸在木墊板上，細碎的冰屑四處飛濺。等著領冰的漁民們排著隊，手裡拿著寫了編號的木牌，一個一個地往前領。張老四脖子上那條紅格毛巾被汗水浸得溼透，一邊搬冰一邊扯著嗓子喊號，額頭上青筋都鼓起來了。
方記者站在製冰車間門口看了很久。他的目光從忙碌的工人身上，慢慢移到排隊領冰的漁民身上，最後落在那堆晶瑩的冰磚上，若有所思。
在冷庫門口，老趙正在給一批新入庫的帶魚貼標籤。他穿著深藍色的棉襖，戴著袖套，坐在一張小馬紮上，面前是一摞泡沫箱和一沓印著“萬漁冷鏈”字樣的標籤。貼一張，核對一遍登記簿，再貼下一張。動作不快，但每一下都很仔細，標籤貼得端端正正，連邊角都不翹。
“這位是，”方記者看著老趙。
“老趙，冷庫管理員。”王大海說，“以前在供銷社幹了二十多年。”
方記者蹲下來，很隨意地問了句：“老師傅，從供銷社到私營漁場，習慣嗎？”
老趙抬起頭看了王大海一眼，王大海微微點了點頭。老趙放下手裡的標籤，搓了搓手上沾著的碎冰屑，慢慢說：“一開始不習慣。供銷社是鐵飯碗，雖說後來也不鐵了，但畢竟幹了二十多年，有感情。剛來的時候，心裡頭彆扭。覺得一個坐櫃檯的，跑來搬魚箱子，臉上掛不住。”
“後來呢？”
“後來想通了。”老趙站起來，拍了拍冷庫厚實的保溫門，“供銷社為啥關門？因為跟不上趟了。守著櫃檯等人上門，沒人來就閒著，貨賣不出去就放著。萬漁場不一樣，船出去捕魚，冷庫凍起來，冷鏈車拉到省城，一條龍。人家買咱的魚，不是因為咱是老字號，是因為咱的魚新鮮、有記錄、能溯源。我在這兒幹了這段時間，總算明白了，不是供銷社不行了，是時代變了。變了就得跟著變，不跟著變，就得被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