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從窗簾的縫隙裡漏進來，在地板上畫出一條細細的光帶，那條光帶從窗戶一直延伸到床腳，像一個金色的箭頭，指向她的方向。
她盯著那條光帶看了一會兒，然後翻了個身，面朝牆壁，閉上眼睛。
牆上那幅蠟筆畫還在。
三個歪歪扭扭的人像，笑得沒心沒肺。
她伸出手，在黑暗中摸了摸那幅畫的表面，指尖碰到蠟筆留下的粗糙紋路，那些紋路像時間的刻痕，淺淺的，密密的，縱橫交錯，織成了一張網。
她把手收回來，塞進枕頭底下，摸到了那個小本子。
她猶豫了一下，把小本子從枕頭底下抽出來，翻開，一頁一頁地看。
第一頁是胡麗麗案的筆記，密密麻麻的字和箭頭，有的地方畫了圈，有的地方打了問號。
第二頁是冰桶案的筆記，字跡比第一頁工整一些，但還是歪歪扭扭的，像一個小孩在學寫字。
第三頁是空白的。
她把本子合上，塞回枕頭底下，翻了個身，重新面朝窗戶。
陽光透過眼皮，把整個世界染成了一片暖洋洋的橙紅色。
在那片橙紅色的光裡，她看到了鐵城的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看到了那些還沒有發生的案子，看到了那些她還不知道名字的人。
鐵城入秋以後，風就開始變得不講道理了。
它不管你穿沒穿夠衣服，也不管你窗戶關沒關嚴，想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來，從北邊西伯利亞那邊一路殺過來，帶著草原上的乾草味和戈壁灘上的沙子，呼啦啦地灌進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巷子。每一道沒關嚴的縫。
林建國說這叫“拉木棍”，是鐵城本地人的說法，意思就是秋天快過完了，冬天要來之前，風把最後那點暖和氣兒都颳走，一根不剩。
林月在鐵城一小上了快兩個月的學，已經習慣了每天早上七點起床。七點二十出門。七點四十坐在教室裡的日子。
她的同桌是一個叫李浩然的小男孩，胖乎乎的，愛說話，上課的時候總偷偷在課本上畫小人，被孫老師抓到過好幾回，每次都被罰站，站起來也不老實，用手在桌子底下給林月遞紙條。
紙條上寫的都是些“你中午吃什麼”“我媽給我帶了紅燒肉”之類的話，林月每次都回，字寫得歪歪扭扭的，跟真的一年級小孩寫得差不多。
十月下旬的一個星期三，林建國接到了一個電話，然後就出門了。
那天林月正好值日，放學比平時晚了半個小時，林建國沒來接她，母親去接的。
走在回家的路上，林月注意到母親的眼神有些飄忽，像是心裡裝著什麼事，拉著她的手時松時緊，走路的節奏也不對，一會兒快一會兒慢的。
“媽，我爸呢？”林月問。
“出警去了，”母親說，語氣平淡得像在說今天天氣不錯，“鄉下那邊出了點事。”
“什麼事？”
母親搖了搖頭：“你爸沒細說，就跟我說了一句‘老宅子倒了，牆裡有東西’。”
老宅子倒了。
牆裡有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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