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三月初，香江。
天還沒亮透，信華社香江分社的辦公樓裡已經亮了燈。這棟樓在灣仔一條窄巷子裡，門口不掛牌，鐵門上只釘了一個門牌號。巷子口常年有個賣魚蛋的阿婆，阿婆知道這棟樓裡是大陸的人，但她從不多問。
李社長在辦公室裡看電報。電報是上海發來的，只有一行字：貨已裝船，三日後到港。他把電報摺好放進抽屜裡，站起來走到窗邊。樓下的巷子裡有個送菜的三輪車正往茶餐廳卸貨，一筐筐芥藍從車上搬下來，菜葉上還掛著露水。
三天後貨到了。不是走正規碼頭。一艘掛著巴拿馬旗的貨輪在維多利亞港外面泊了一夜，天亮前用駁船把貨轉到筲箕灣的一個小漁港。貨是一箱一箱搬上來的，木頭箱子，外面用鐵皮條捆著，箱子上印著兩行英文：Praziquantel，de in China。一共裝了一輛卡車。
卡車開進新華社分社的院子。鐵門關上。幾個年輕人開始卸貨，木箱子在走廊裡碼成一堵牆，從地面摞到天花板。有人拆開一個箱子，從裡面拿出一盒藥。紙盒設計得樸素，白底藍字，印著藥品名稱和用法用量。開啟紙盒，裡面是兩板鋁塑包裝，每板十粒，白色的藥片整整齊齊嵌在鋁箔裡。包裝盒背面印著生產廠家：神農氏生物醫藥公司。
李社長拿起一盒藥在手裡翻了翻。
“神農氏。這名字誰起的。”
旁邊一個年輕編輯正在給藥箱貼標籤。
“聽說是上海那邊趙院長親自定的。他說神農嘗百草，中國人做藥，用這個名字正合適。”
李社長把藥盒翻過來看背面。鋁塑包裝在燈光下閃著銀光。
“這個包裝比美國藥廠的還講究。一板一板的，不用剪刀剪。以前咱們的藥全是散裝，藥片裝在牛皮紙袋裡，醫生開多少倒多少。這個好，一摳一粒，乾淨又方便。”
他把藥盒放下，又從箱子裡抽出一張貨單。貨單上印著這批藥的規格：吡喹酮片，每片含有效成分200毫克，每療程15片，共10萬個療程，100萬片。下面還有一行小字出口專用包裝。
李社長把那行小字看了兩遍。
“療程跟國內一樣不？”
編輯把一個資料夾遞給李社長。裡面是上海發來的說明函。
“趙院長定的。國內用的是單次大劑量，一次性吃完一療程就能治癒。出口版本改成了分次小劑量，每療程要吃10片，分五天吃完。”
李社長抬眼。
“也就是說外國人得多吃幾片才能好？”
“多個八九片。藥效一樣，只是療程拉長了。趙院長說反正西方藥企賣給我們的藥也經常這麼幹。盤尼西林在歐美賣一美元一支，賣給我們要三美元還降低藥效。這叫來而不往非禮也。”
李社長把資料夾合上，嘴角一列，“那感情好啊。”
“療效沒問題？”
“保證痊癒。只是慢一點，多花一些錢。甲方那邊臨床資料已經全部通過了。”
“價格呢。”
“每片0.4美元。一個療程15片，6美元。”
李社長沉默了一會兒。他當然知道6美元是什麼概念。香港一個紡織女工一個月的工資大概25美元.6美元相當於她一個星期的工錢。但他也知道，血吸蟲病在東南亞和非洲的農村地區肆虐了幾十年，得上這個病的人會喪失勞動力，肝脾腫大，腹水，最後在壯年時死去。對於那些能支付得起藥費的病人來說，6美元不是一筆開銷，是一張重新開始生活的憑證。
“價格是貴了點。”
李社長說。
“但總有人買得起。尤其是在歐美國家。血吸蟲病在南美和非洲也有流行，那些地方的種植園主和礦主為了保住勞動力，願意出這個錢。更不要說那些在殖民地工作的歐洲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