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深耕東南萬曆三十三年，春
北京城內的冰雪尚未完全消融，來自江戶的“申訴”文書並未激起預想中的波瀾。
文書經由禮部轉呈內閣，首輔沈一貫只是略掃幾眼，便將其歸入了“待議”的那一堆。理由很簡單：其一，文書所述乃日本國內大名私下貿易之事，雖有涉明國沅王，然無確鑿證據證明乃沅王主動勾連，也可能是日商私自行為；其二，日本非大明正式藩屬，其內政糾紛，只要不涉及侵擾大明海疆。危害屬國，朝廷實無理由。也無必要過多幹涉；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沅王朱常治剛剛獻上鉅額餉銀，東南海防。稅入皆賴其力，皇上明顯倚重，此時因日人一面之詞便苛責沅王，豈非自毀長城？
沈一貫甚至私下對次輔沈鯉感嘆：“德川氏新立幕府，欲效仿當年足利氏求取‘日本國王’封號而不得，今見其國內有異動，便想借我朝廷之手壓制對手，倒是打得好算盤。然此等外藩內鬥，於我大明何干？只要沅王能靖海安疆，充實國用，些許邊角貿易，由得他去。難不成要為了倭人幾句抱怨，斷了我東南一條財路？”
這番話很快在朝中小範圍傳開，得到了不少官員的贊同。
於是，德川幕府的申訴，在經歷了幾次不痛不癢的部議和幾句“已諮行東南有司查察”的官樣批覆後，便不了了之。訊息傳回江戶，德川家康雖惱怒，卻也更加認清明國朝廷對那位沅王的迴護，以及自身對明國外交影響力的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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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之上的秘密商路，因未受實質性打壓，運轉得越發順暢。
得到實際好處的薩摩藩和毛利家，膽子也漸漸大了起來。貿易的物品種類繼續擴充套件，除了生絲。瓷器。藥材。鐵料。硝石這些“硬通貨”，開始出現一些明國的書籍。字畫。乃至精巧的工藝品，這些東西在日本上層社會極受歡迎，能換取更多的金銀或特產。
島津義久甚至開始嘗試用沅王府提供的優質鐵料，在領內秘密增設小型鍛冶坊，仿製改良一些明國的火器部件。
毛利輝元則利用增加的財力，悄悄修繕邊境城池，暗中接濟更多投奔而來的西軍浪人，並加強了與大阪城之間極其隱秘的資訊傳遞。
長宗我部盛親等失去領地的浪人首領，也透過薩摩或毛利的渠道，間接獲得了一些資助，雖然不多，但足以維繫其核心班底，並在暗中活動，聯絡同樣對幕府不滿的勢力。
西國這幾家，就像久旱逢甘霖的草木，在沅王府貿易雨露的滋潤下，雖然尚未恢復關原戰前的元氣，但至少止住了衰敗之勢。
他們對那位遙遠的明國沅王，從最初的警惕試探，逐漸轉變為依賴與期待。德川幕府的申斥和加強巡查，反而讓他們同仇敵愾，內部聯絡更加緊密。
然而，主導這一切的朱常治，卻並未將全部精力放在對日博弈上。他深知，閩浙臺，才是他真正的根基，是他一切野心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
與日本西國的貿易。周旋，只是手段，是為核心根據地的發展創造更有利的外部環境和積累資源。
他的目光，早已轉回東南，開始更深入。更系統地“勤修內功”。
首先受益的，自然是浙江。
杭州作為沅王府所在地和貿易樞紐，繁華程度遠超以往。
碼頭區擴大了一倍不止，新的貨棧。商行鱗次櫛比，各地口音的商人。水手。力夫充斥街頭。
市舶司的稅收連年增長，不僅充實了王府庫藏和皇帝內帑，也以“協餉”。“捐輸”等名義，反哺地方財政，用於修橋補路。興修水利。絲織。棉紡。制瓷。造船等相關行業蓬勃發展，吸引了大量周邊乃至北方的流民。工匠前來謀生。
朝廷中的“浙黨”官員，因鄉梓繁榮。親族商路得益，對沅王的態度從最初的觀望。質疑，逐漸轉為明確支援。
他們在朝堂上為沅王的開海政策辯護，反駁閩籍官員的彈劾，甚至主動為沅王府的一些“逾制”之舉尋找合乎祖制的解釋。
利益，果然是最牢固的紐帶。
福建的情況則較為複雜。
以月港為中心的舊有海商豪族利益受損，對沅王充滿怨懟，其代言人在朝中的攻訐也最為激烈。
但另一方面，普通百姓的生活卻有所好轉。
靖海鎮。澎湖。乃至新開拓的臺灣南部港口，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造船。搬運。護衛。屯墾。手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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